思想的英歌
●郭小东
古代民间的低识字率，使得文艺主要依靠口头进行传播，这对中国白话文学史、风俗史的兴衰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口头文学成为时尚，如宋元话本，也即“说话”流行，说书人的说与市井的听，淡化了官方文告及书面语文的写和看。民间社会的行政方式、市井日常生活的语言流通，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文言文板块的开裂，刻板的语言桎梏有所崩坏，民间的社会氛围自然释放出一种市井的语文松动。
说书（讲古）等艺人的社会传播，网结起市井社会的渠道，人们已经能够比较轻松地从白话语言中，获得新的故事和思想。在被“文言”，即“文书”和“诏告”所奴役的同时，从听命“文言”，变成了聆听历史。
宋元话本的社会功用——便捷入心的民间叙事，使英歌从纯粹的祭祀、原始部落或宗族的狭义仪式，成为被社会改良的盛大节目。此间媒介，就是宣扬水浒故事的说书人，他们匡护正义的文化情绪，推动英歌以水浒故事的名义，以36人或107人的武戏，完成了将英歌推演成“英歌舞”的蝶变。
此刻的英歌，在水浒故事融入的瞬间，发生了巨变，这令英歌本身，惊世而为一种思想的启应。它从此融入“忠义”，从而让这门民间艺术，获得全新的诠释。从此英歌舞不仅仅为祠堂“洗路”，且有双重的含义：以英雄之舞，行文明之师，破忧伤郁结，达诂文学史通假。民意与官衙的意识形态第一次在某个节点上达成统一，也因民间艺术合流而至瑧境，使宫廷艺术与民间艺术相与流转（如“七盘舞”），英歌也迅速完善并确定了史诗性。
城邦的“说话”，瞽师与瞽姬的伟大陈述，让话本叙事在识字率不高的宋元时代，获得了迅速传播的可能。
当下有将英歌舞称之为“中华战舞”的说法，但此说法实为偏狭，即便是边缘借引，仍需十分谨慎。不排除英歌舞曾有战阵佯装的可能，但其本质绝对不予战事，而在祭祀。宋元时期移入水浒故事，意在叙事，抒发情绪，舞在娱人娱神，是为民间艺术。
至于16世纪以降的文人小说《水浒传》与英歌舞的关系，其影响可谓强弩之末。民间传说的水浒故事，与文人笔下的《水浒传》，其实大异其趣。民间重“事”，文坊重“人”，其表达中粗砺与犀利的力度，口头文学始终占了上风。《大宋宣和遗事》（编注：由宋代无名氏创作、元人增补而成的讲史话本）如是，《醉翁谈录》（编注：宋末元初文言传奇与话本小说集）更如是。遗事在醉翁口中，与在文人笔下，其骚动与沉淀，哪种更适切世代流变的英歌？何况，英歌与宋元的时势结缘，是时代与人意的媾和，而非艺术的巧合。
试问中国有哪一门艺术，有几千年的延续？即便于朝野倾轧缝隙之中，依然响锣紧鼓，吹雀（哨子）到底，魂灵不死，生机勃勃。
（作者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