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襄

    沿兰新线往西走，K字绿皮车轰隆隆经过昔日国内最长的铁路山岭隧道——乌鞘岭隧道，便踏入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河西重镇在轨道站点上次第出现，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在旅居河西的日子里，读书写字，四处探索，那些闻名日久的老城逐渐剥去浮名，令我看到具体的呼吸。宏大的历史铺得再广阔，落到实处，也是一个个过日子的人。

    张掖在西汉初设郡，“张国臂掖，以通西域”得名。这里也称甘州，往后的《甘州》大曲和词牌名《八声甘州》都由此而来。除了看著名的佛像石窟和汉简，我也去城郊的三缘博物馆看展览，这个馆还很新，正好位于张掖市甘州区，第一次我是从青甘大环线的扁都口绕进来，后来从市区的路走过去，沿途风景不同，也颇有意趣。

    当时对馆内一套瓷胎三彩十八罗汉印象很深刻，罗汉的袈裟上黄绿釉色顺着衣纹漫开，托钵，持经，眉目平和舒展，没有半分仪仗俑的矜重凌厉。世人对三彩的认知，普遍是邙山出土的唐代明器，仿佛斑斓釉色注定伴幽冥长眠。但这套罗汉是寺院的供奉造像，承接人间香火与祈愿，底色却是小人物的细碎生计。

    再往西，由酒泉进西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的绢衣彩绘木俑更是令人惊叹。木俑以木雕头首，绫罗为裙，为了灵巧舞动，双臂居然由废弃书页卷捻而成。

    当年考古人员以蒸汽缓缓熏软纸捻，逐层展开，发现纸页起自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止于下葬的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二十七年间的旧物尽数封在这一双臂膀里：当铺的当票存根，借贷的契约残片，街市杂货的流水账簿，甚至写着长安西市街巷名号的便条。纸页都是双面用过的，正面写满字迹，空白的反面被匠人卷起，做了舞女灵动的双臂。

    作废的票据，结清的账目，都是市井里不起眼的旧物。如果处于气候较为湿润的西安，这些纸张早已腐朽。但西域干燥的黄土将它们妥帖封存，连同木俑一道沉埋十三个世纪，反倒成了昔日长安最鲜活的注脚。纸上没有帝王功业和边塞征伐，只有粟特商人向本地人贷出的铜钱，普通人家典当了首饰换来的粮米，行脚货郎记下的香料收支。毫无传奇意味，仅仅是踏实朴素的人间生计。

    几乎同一时期，中原窑火里，百姓生计也被塑成了具象的人形。

    陕西考古博物馆藏的三彩胡人立俑，出自西安高陵区的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李晦墓，与新疆的绢衣彩绘木俑恰好同年下葬。俑像深目高鼻，周身挎着层层布囊，腰侧悬着装铜钱的小袋。他是走街串巷的货郎，背着零碎杂货穿行于长安的坊曲之间，赚些微利糊口。吐鲁番文书里那些借贷铜钱、辗转市井的粟特人，基本也是这样，以异域样貌着当地服装，在陌生的都城里谋生。

    另一只三彩驮囊骆驼，鞍面印粟特联珠纹饰，袋中露出陶罐、素帛、香料小包，皆是民间互通的平价货物。河南巩义黄冶窑址出土的大量同期残片印证，那个时期的初唐三彩，产量最大的是碗、盘、壶、杯等日用器，胎质朴拙，釉色简净，是普通人家宴饮起居的常见用具。包括三彩粉盒与香薰这种女子日常的妆具，也能在馆藏文物中见到。

    那时的长安，西域，包括甘州在内的河西走廊一带，因丝路往来连成完整的生活网络。商队行走，偶尔歇脚补给，行人和百姓往寺里烧一炷香，祈愿平安。三彩罗汉听来往的人说些家常愿望：生意顺遂，家人康健，去时满载，归时平安。三彩人佣、骆驼、舞伎、日常器皿，记录着普通生活里最细碎的日常。城里酒肆还传唱着本土的《甘州》大曲，敞亮明快，是行旅歇脚时能跟着和上两句的通俗调子。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河西节度使将《甘州》大曲进献长安教坊，直至北宋，文人才截取大曲八段格律，创制《八声甘州》词牌，平添几分家国寥落、关河萧瑟的意绪。我们隔着千年往回看，清楚这条商路会迎来更盛大的繁华，也清楚日后的兵戈会让唐王朝覆灭、丝路断绝。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晓——那支在街头盘旋的《甘州》曲调里，只有安稳的烟火气，日子虽不宽裕，却透着踏实的盼头。

    他们都活在各自的当下，柴米油盐，奔波劳碌，和后世任何一个时代的常人，并无不同。世人总说丝路宏大，是文明交汇的传奇。可拆解开来看，不过是无数个普通人一步步踏出的平凡故事。烧窑匠人、记账伙计、货郎、信众……他们没想过载入史册，只是认真过着自己的日子，却无意间把人间烟火，封进了釉色，夹进了纸卷，留在轰轰烈烈的丝绸之路上。

    等到王朝更迭，繁华几度起落，曲调更改，旧都不复，可这些被黄土封存过的器物还在。无法开口吐露半个字的陶土器皿，替无数不曾留下姓名的普通人，记下了尘世万千。千年前的某个转瞬，驼铃、叫卖声、小曲便是如此混在一起，随风漫过祁连戈壁。

    帝王的霸业终将消散，史册只会记下王朝、战役与重镇之名。唯有这些釉彩、纸卷、木俑静静留存，守住万千普通人未被着墨的一生。

    （作者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