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人的宵夜

    ●陈思呈

    高中时，我很喜欢回学校上晚自习。我是个走读生，下午放学就回家，家里的学习环境也很好。可我偏偏要在吃完晚饭后，背上书包骑上车，一头扎进夜色，向学校前进。尤其是在冬天的夜晚，迎着刺骨的寒风，我也坚持去学校上晚自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好学生——但没有人知道，我只是为了晚自习之后到路边的宵夜档口，吃一碗夜粥。

    我第一次吃到这样惊艳的宵夜，是建华带我去的。那是鱼片粥：蒸熟的米饭放在一边，翻滚的汤里有鱼片，还有冬菜、芫荽、鲽脯（就是大地鱼干），以及香油、胡椒和盐。吾乡有个说法，说人到了夜里容易上火，而喝夜粥就能压火。别的我不清楚，但我确实觉得，深夜的粥喝起来格外香。

    建华是我那段时间最好的朋友。通过她，我才知道街上的小吃有多么丰富。一发不可收拾，我连早餐也想和她去街上吃。闻着路边摊的煤油味，热腾腾地喝豆浆、吃油条，多么诱人！但我妈认为家里的早餐更健康。为了留住我，她只好每天除了做我的早餐，还顺便给建华也做了一份。

    很多年过去了。这几天我又回到老家，走在那条以前吃夜粥的路上，没想到这里竟然成了一个网红地。夜粥店早就没了。建华在北京，我们有五六年没见面了。我妈妈去世已经11年，她妈妈也走了20年。这条路的变化，更是沧海桑田。我站在这儿，觉得分外孤独。

    不知为什么美食在冬夜总是显得特别动人。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叫《馋》，里面提到的两种美食，也都发生在冬夜。

    一个例子来自他的亲戚，“……他的儿子下班回家，顺路市得四只鸭梨，以一只奉其父。父得梨，大喜，当即啃了半只，随后就披衣戴帽，拿着一只小碗，冲出门外，在风雪交加中不见了人影。他的儿子只听得大门哐啷一声响，追已无及。越一小时，老头子托着小碗回来了，原来他是要吃温桲拌梨丝！”

    另一个则是他本人。在抗战时期，他于后方曾痴想北平羊头肉的风味，想了七八年，“胜利还乡之后，一个冬夜，听得深巷卖羊头肉的吆喝声，立即从被窝里爬出来，把小贩唤进门洞。”然后：“看着小贩于暗淡的油灯照明之下，抽出一把雪亮的薄刀，横着刀刃片羊脸子，片得飞薄，然后取出一只蒙着纱布的羊角，洒上一些焦盐。我托着一盘羊头肉，重复钻进被窝，在枕上把一片一片的羊头肉放进嘴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睡乡。”

    我有个朋友升兄，十七岁时就来到这座古城做生意。他一开始在配件厂打工，后来在市场卖生鸡，再后来又卖卤鹅。他说，做小生意的人实在太苦了，心常常很累。如果没有顾客在档口前，他就很慌，怕卖不出去；如果有顾客在档口前，他又很心急，怕人家等太久，所以动作飞快。他很拼，性子也急，别人斩一只鹅的工夫，他能斩三只。

    长久下来，心累到了底。但那时候家里很穷，只有两条出路：如果小生意做不好，就得回家种田。压力大，心又累，每天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他常常一边蹬着单车一边哭。

    赚到一些钱之后，深夜回家的路上，他会犒劳自己，去桥头吃一碗炒粿条。

    卖粿条的是个小伙子，手法像在表演杂技：锅里的油热得快要着火，一团生粿条扔进锅里，一碗调好的酱料迅速倒下去，接着是颠锅。粿条在锅里被颠得将近一米高，跌下来时刚好在锅中散开，每一根都均匀地裹上了酱料。这样的一碗粿条三块钱，他能吃两碗。

    他也常去凤城影剧院聋子那里喝甜汤犒劳自己。“聋子”是个绰号，也许摊主是真聋，也许只是懒得理人。

    聋子的甜汤，主打是吾乡的特产“鸭母捻”。他家特点是配料多，称为“杂锦甜汤”，有红枣，有鹌鹑蛋，煤炉子里还蒸着芋头和番薯。升兄嗜甜，有时他吃了一碗杂锦甜汤，还要再来一碗芋头番薯。

    深夜还有一种街头美食叫糕粿，里面常常放的是鹅油和鹅卤。我喜欢糕粿，是因为我父亲也很喜欢。我们老房子所在的那条路的路口就有一家，我常常奉父亲之命，拿着家里的大海碗和几块钱，去打上一碗。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入神地看着炒糕粿的人，在昏黄的灯光下洒鱼露、打鸡蛋、加葱花。排在队伍里，我从不介意前面有多少人，因为整个过程实在太好看。最后，我把这碗炒糕粿带回家，一家人分着吃，饱饱地睡去，觉得特别幸福。

    近几年吾乡的小吃渐渐风靡外地，有几次我请朋友吃吾乡传统菜式，我都点了炒糕粿，不但朋友反应平平，我也觉得乏善可陈。

    我于是知道，当年记忆中的那个美食，其实是冬夜的加持。或者，还有时间的加持。或者，是诸多人生况味，混杂在一起的加持。（作者系广州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