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长安
●唐克扬
这是西安城北一条无名的小街，普通到就算有GPS的帮助，你都不确信是否到了正确的地方。死胡同的末端无路可去，映入眼帘的只有仓库的山墙面，还有它右边一堵不起眼的砖墙，砌在一米来高的土垣一侧，槐树、榆树、泡桐等的身影，从砖墙后升起来，打开一大片浓浓绿荫，遮没了周遭的视野，使你猜不透这个世界里的世界……
只是对照朋友发来的视频，我才能按图索骥，手脚并用地爬进墙根下的一个不起眼的土洞，钻进那片树影和绿荫，看到这道土垣的存在。夏日炎炎，腹底空空，我却顾不上了——我不是斯皮尔伯格，但却像印第安纳·琼斯发现约柜的秘密那样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因为唐代的长安就在这里，就在那不起眼的土垣上。
朋友戏言“多情应笑你（我）”。是的，硬说眼前的这堆黄土是什么文物（确实是），就和捏着嗓子，偏要用中古音的拟音念唐诗一样，也许事实不假，但是没有哪个听惯了幼儿园阿姨甜美朗诵的孩子愿意认同。
然而，你需要闭上眼睛，剔除周遭的纷杂，你将会复原这堵不起眼的土墙当年的尊贵。距离发生一系列重大事变的玄武门不远，这是意外地保留下来的一截唐代外郭城城墙。类似这样的遗迹，大多被破坏殆尽，或是早已回填保护，只是在这里，地面上才可以看得到高过人头的一截。在那个不会时常修葺的更简朴的时期，城墙本来未曾包砌，夯土的颜色，该和城市周边的地形一样苍老，乏善可陈，“城角如断岸”（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望晓》)，就像是关中盆地随时可以瞥到的那些地形……在二三十年前坐火车奔走在秦中大地上时，时不时你还会看得见这样的城壁般的台塬，在铁路沿线。
长安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不用再嚼舌费笔墨了，长安活在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诗歌里——“长相思，在长安”。但描写长安的诗句，和你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回避的大量“仿古”“复古”，分明也构成了某种冲突或矛盾。纷纷显形的古代衣冠，即使最初出于某种严谨的考据，它们草率的细节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又有另外一种宏大的唐代，时常混淆在普通风景里，那些貌似高不可攀的象征、莫测深浅的隐喻，只在枯燥的昏晓、午后，融入一瞬间的日常，和我们这绵延不绝的文化的现实难尽分离，也和莫能彻知的未来若为表里。
因为语词的茂密和倜诡，我们往往“见林不见木”。即使读过唐诗，也没有多少人敢说，他们真的就能“看到”一个鲜活的长安，因为作为视像的长安早不存在了。最早是它的废墟，然后是将废墟也摧毁了的仿古——是新的“长安”。当代的知识考古学家必须挖掘两次，才能复原出最初的、立体的、生动的城市，看到它的盛大与衰亡是互为表里的过程。
这样的长安不总是考古事实，它不能不和你今日所见到的通俗口径划清界限。
为了认知真实的长安，我们不能不多考察它内在的逻辑，而不只是关注其表象。“比罗马还大六倍”之类的说辞今天还有意义，不是真的要印证这份骄傲，而是因为某种普遍性的规律，同时发明了中国式“大城市”这种东西和它的反面。自从开皇二年隋文帝颁布“龙首山……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的豪言以来，首先是规模，异乎寻常的规模，让“大城市”的兴废也受制于它命里的基因。即便农业帝国的“大”和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大”并不是一回事，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彼时的长安人已经意识到了今天城市理论家们口中的“大”的历史渊源。
作为历史证物的城市废墟，和今日个人的生活经验有着奇妙的“通感”；另外，古今的个体感受也构成更深层的现实，并不只是专业文史研究者才会关心，只是承受这些信息的文本，显然不能等同于考古报告。在《唐诗与长安》一书中，我首先考虑的是那些直接记录长安场景的唐诗，但是不容忽略的是，还有大量的唐诗仅仅是写于长安，关于长安，透露出人在长安的一般情绪而已。在我看来，后一种可能不属于通常的“地方文学”，但却是更重要，也更本质的历史载体。
长期研究人文地理学的华裔学者段义孚，用类似的方法考察一个地方的历史。他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最突出的建筑地标，还有典型的境遇中个体的体验。文学不仅记录这种全方位的体验，它还表现了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能力，通过某种艺术形式将他复杂的在场感受抽象出来，并贮存以待来日，就好像一个记有遗传密码的切片，将在合适的机遇里复活为完整的存在。
令我们“念兹在兹”的丰满的过去毁坏了……既因天灾人祸，也缘于随那火车汽笛声而来的“现代”的风暴，这种风暴撕裂了我们的经验，把我们看到的和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的彻底分开。
倒过来说，毁坏也并非没有意义。它使得段义孚所说的那种转换过去空间经验的能力变得至关重要了。你意识到直接观察的“历史”并不一定可靠，但在稀缺的回忆中，一旦抓住了一个吉光片羽的瞬间，真正的历史感反而会油然而生——你所体会到的就像那句拉丁谚语所说的“Vixere”，意思是“他们来过”（They lived）。
（作者系建筑师、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