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制与秦制》背后的学术转向
■傅才武
今年3月，先师冯天瑜先生的遗著《周制与秦制》由商务印书馆发行面世。先师一生，仅发表的文章和著作目录即达到34000余字，所谓著作等身，已不足以描述著述成果之丰，但先师尤重《周制与秦制》：“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在意的一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在笔者看来，该书实质体现了先师从20世纪80年代从思想文化史研究开篇，到21世纪20年代以制度文化史终章的学术轨迹，更是接续海宁王静安祖师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之表征。
《中华文化史》奠定了思想文化史的基本范式
冯天瑜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推动者之一，更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发起者。
1983年，先师发表了《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1984年，又出版了《明清文化史散论》，并与张岱年、萧萐父、李锦全、李守庸、包遵信诸位大学者讨论王夫之的文化启蒙。1985年后，即转入对中华文化发展脉络、总体特征的关注，先后发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1985），《中国古文化的“土壤分析”》（1986），《中国古文化的伦理型特征》（1986），《中华文化“隔绝机制”的地理基础》（1989），《“文化生态”界说》（1989），初步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生成环境和总体特征的总要。
1989年，先师主持创设了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最早进入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单位之一。1990年，带领何晓明、周积明两位弟子，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华文化史》，该书将生态环境与族群文化形态的变迁相融合，第一次系统提出了文化生态学说，揭示了中华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机制，代表了21世纪之交文化史研究的最前沿。该书荣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周制与秦制》提供了制度文化史的解释框架
《周制与秦制》是先师关于制度文化史的深刻思考与全面总结，全书共11个章节50余万字，将近代以前的传统社会三千余年变迁轨迹置于周制与秦制的互构互渗之结构中予以诠释，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予以鸟瞰式的总结展示，深刻揭示出中国社会从周制向秦制转进的社会文化动因。
该书不仅秉持了先师一以贯之的文化生态理论框架，而且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分析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生动案例。这也是运用“社会形态学”全面诠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重大学术进展。
该书从制度生成环境切入，阐述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生成所具有的初始条件。而且明确提出要以“社会形态说”来观照制度史，即突破照搬外来公式或者简单套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说”的传统史学思维方式，既要超越“单线直进模式”，又要超越“王朝递嬗的述史旧套”。该书提出，“清理并反思周制、秦制，须置之文化生态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这是今人探讨制度问题不可旁贷的一项‘共业’。”
在文化生态框架视野下，三千年来中国文化结构经历了殷周之变、周秦之变、晋唐之变、宋元之变、明清之变和清民之变这六次鼎革。但社会形态战略性变革主要有两次，那就是周秦之际由宗法封建制向君主集权制的转变，以及清民之际传统经济结构的近代转型。中国近代制度并非人为设计出来，而是在历史演进、中外互动中渐次形成的，亦是在对周秦二制承继与解构过程中得以承建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文化为“根基性叙事”的民族来说，历史文化传统对中国社会制度具有深广的影响力。中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将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追溯至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源。美国汉学家杜赞奇认为，“传统的成分与现代的成分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到可以决定我们究竟是生活于‘传统’之中还是生活于现代之中，或者是生活于两者的明显的结合之中。我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把历史的和新的成分融为一体。”正如西哲所言，每个族群都会沿着其文化历史的影子前行，文化虽然不像基因那样与生俱来，但其影响可能更为重要。
一位历史学家半个世纪的思想探索
先师于1975年出版《孔丘教育思想批判》，正式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学者旅程。
1979年，发表《“国民性”的一面秋毫毕现的镜子——读鲁迅书随笔》，关注到文化制度与国民性之间的关系。1987年，发表《宗法社会与伦理型文化》，开始关注商周时期形成的宗法社会（即“周制”）和轴心时代所形成的伦理型文化类型对于中华民族国民性的深刻影响和作用机制。
2004—2005年，先师到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担任“外国人研究员”，主持有多国学者参加的“东亚诸概念之成立”研究项目，在与日本中古时代“封建社会”的比较中，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得以将思索多年的命题——“封建辨析”充分展开，于2006年撰成《“封建”考论》一书，被誉为“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的大制作，引发海内外之讨论热潮，至今未息。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成为学界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从1991年的秦汉到清末“宗法专制社会”概念的提出，到《“封建”考论》《周制与秦制》的出版，展现出将历史经验和未来趋势相结合的年鉴学派“长时段”（生态环境—社会结构变动）方法论特征，在重接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范式。
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对何以识别“大师巨子”提出了一个评价准则：“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师所开创的文化史和历史语义学研究范式，不仅接续前贤，更能为后来者提供一种难以超越的“问题域”，其学术生命，必将历久而弥新。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财政政策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