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彦 林 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复兴伟力的精神根基与制度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非单纯的经济一体化工程，而是以“一国”为前提、以“两制”为支撑、以“三联通”为路径、以“共同体”为归宿的国家治理场域。大湾区正在空间重构、制度兼容、文化共生、社会互嵌及学科自主等多个维度综合发力，不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系统、鲜活的“岭南样本”，更在理论层面回应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有效整合的重大命题。

    空间重构：从边缘屏障到战略枢纽的逐步变迁

    从历史地缘政治视角来看，大湾区完成了从“五岭屏障”到“内外枢纽”的跃迁，这一空间转换具有深刻的社会发展转型意义。历史上的秦凿灵渠、汉辟庾岭、唐张九龄开大庾岭新道及宋拓漕运海运，虽然逐步打破了自然隔绝，使岭南由中原边缘转变为中西交汇驿站，但在漫长的传统王朝时期，岭南始终处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随着国家发展，当代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则实现了质的飞跃。

    这种空间连通的意义远不止于物理层面的叠加，本质是生产力布局的优化与国家实力增强的空间投射，将港澳深度融入国民经济的循环体系与应急保障网络之中。岭南凭借独特的海洋边疆区位，被重新定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向外辐射的重要“接口”。这一过程实证了地理空间并非静止的容器，而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能动性场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制度兼容：“一国两制”下差异性与共同性的辩证统一

    大湾区制度演进呈现出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试验”再到“引领创新”的逻辑轨迹，其核心价值在于破解“制度之异”与“制度之利”的转化难题。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以及前海、横琴、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相继落地，构成了制度创新的矩阵。在横琴，通过加快打造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新空间，配合多项规则衔接清单与效能监测机制，有效破解了“法人概念冲突”“数据跨境白名单”等难题。

    “港澳药械通”“湾区社保通”等一系列措施并非简单的政策叠加，而是对“一国两制”下不同制度进行的结构性耦合。这些实践通过精细的机制对接，在保持“两制”优势的基础上增进国家认同，有力证明了共同性并不排斥差异性，为处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制度多样性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范本，为制度韧性与治理效能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方案。

    文化共生：情感共同体与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逻辑

    “硬联通”与“软联通”构建了共同体的筋骨，文化的“心联通”则铸就了其灵魂。岭南自古便是百越土著文化、南迁中原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深度交汇之地，孕育了广府、客家、潮汕等独具特色又根脉相连的民系，为当代文化共生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新时代以来，粤剧、龙舟、粤菜、武术等岭南文化符号以及连续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等，都成为联结三地情感的重要载体。

    江门打造的“邑·榴”民族工作品牌，依托启超故里与侨批资源，将侨乡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支柱。这一过程揭示了文化认同建构的内在逻辑，通过共享的文化符号与仪式互动，将物理空间的“近”转化为心理空间的“亲”。岭南文化符号不仅增强了粤港澳三地的中华文化认同，也通过全球3000万海外侨胞不断增强了中华文明的辐射力。

    社会互嵌：超大城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范式

    大湾区超大城市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极具现代性的都市样本。广东常住人口达1.28亿，少数民族人口660多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530多万、全国最多。比如，在深圳福田区翰岭社区，0.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了1.7万名各族群众，于2026年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佛山高明区则创新“政企村居+N”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基层走深走实。

    学术界提出的“流而不迁、同城共嵌”核心概念，精准解释了千万务工群体如何在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中突破地域与文化的限制，建立起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共有认同，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城市民族格局。粤北地区的乳源、连山、连南等少数民族自治县，通过建设“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串联起3个自治县、7个民族乡和167个少数民族聚居村，将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中。这一范式跳出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易致社会割裂的理论窠臼，实证了在“一元主导”下实现“多元并存”的可行性，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交往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知识生产：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广东贡献

    大湾区丰富的实践促进了中国民族学的知识生产，推动构建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广东民族学界依托南岭民族走廊、滨海侨乡等特色资源，构筑起山地、都市、海洋、侨乡四维并举的研究体系。从暨南大学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到中山大学深耕人类学与民族学领域，再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编纂《南岭走廊契约文书汇编(1683-1949年)》，持续夯实“多元共生、山海一体”的区域发展研究。

    郁南磨刀山远古人类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存、“南海Ⅰ号”宋代沉船等考古发现，与丰富的方志、碑刻、族谱、侨批相互补充印证，构建起全国独有的陆地、海洋、侨乡、城市“四位一体”史料矩阵。其中，“跨境族群共生”“同城共嵌”等概念，以及在都市、海洋、跨境维度上对西方相关理论的批判与超越，标志着中国民族学逐步摆脱对西方理论范式的依附，凝练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主学术命题。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2023GZYB2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