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琼珍

    这天与伙伴们喝茶的时光，聊起交通工具的变迁，免不了一番感慨。

    20世纪80年代初，我家迎进了有史以来第一辆自行车，是五羊牌的二八大杠。车子黝黑铮亮，我小小的身子站在车身前，觉得这是一个庞然大物。爸爸把妹妹抱上车杠，拨动车把上白色铃铛的耳朵，清脆的铃声成串地飘起来，妹妹咯咯笑得欢。爸爸教我在斜杠里踩“狗古车”——这是小短腿特有的骑车方式，我于是结束了跑着去供销社打酱油的历史。以前跑个腿总要嘟着嘴，自从学会“狗古车”，一日三回问妈妈有啥要买的。

    转眼上初中，我依然够不着大杠，每天踩着“狗古车”在三里开外上学，遇着上岗路还得下来推着走。一日，连人带车摔进路基下的水田里，好在水田泥软，没伤着。妈妈看着我瘦小的身躯，一身泥一身水的，推动大车子的狼狈样，觉得好笑又疼惜。初二的时候，我拥有了一辆自己的自行车，飞鸽牌，墨绿色，单杠，车身挺小巧，很衬我。这是妈妈用她农闲时四处打零工攒下的钱买的。我用它完成了我整个初中的学业。那时候大部分同学也有自行车了，与自行车结伴同行的日子，像我们的少年时光一样飞扬。那时候大车少，放学时，我们时常三三两两并排着，一起唱从手抄歌本上刚学的《秋蝉》。单车铃声和笑声，融入阳光里，洒了一路。

    20世纪90年代初，我准备出来工作，妈妈又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我走出社会的礼物。这是一辆大弯杠，火红火红的颜色，凤凰牌的，很潮。车子设计很巧妙，穿裙子的姑娘们根本不用抬腿就骑上了。那时候我住邮电三楼宿舍，房间门前是一个大厅，我天天骑完便把车抬到大厅里，倒盆水仔细地擦上几遍，几位年长的同事都笑我：干脆买顶蚊帐罩着，别被蚊子叮坏了。这个梗一时成为笑谈。那时候爸爸在晋元中学教书，把妈妈和妹妹也一同带去。我在单位三班倒，和清同宿、同班，她爸爸在华侨场工作，每次下晚班后，我俩结伴骑车，回十公里以外的家。

    那时候，大街小巷都是自行车，鲜少摩托车。感觉这个“突突”的铁家伙离我们很遥远。印象颇深的是有一次，几个发小挤坐在床上闲聊，说以后各自出嫁了，相约回娘家。不知谁说，以后我们都努力工作，攒钱买摩托车，想想要是我们一起骑摩托车出现在村里，那是多么拉风的一件事情啊。

    离这次笑谈才两年，我们陆续结婚了，同时，摩托车像一阵风似的，刮进了千家万户。我结婚的第二年，先生买了成家后第一辆摩托车。相约回娘家的时候，我们几个发小果真都骑上了摩托车，但摩托车已不是稀罕物，也无所谓拉不拉风了。再后来，我们一家三口有三辆自行车，男女款各一辆摩托车，自行车主要是用于周末的时候，我们带着孩子骑着去周边转悠，以前顶重要和自豪的大物件，已经退位成为休闲工具了。

    2009年，儿子从小学考入蕉岭中学，我们把第一辆轿车开回了家，为家里增添了又一件喜事。轿车黝黑铮亮的颜色，使我想起小时候那辆“五羊牌”。只是这大家伙，让我们已经从“人包铁”的出行过渡到“铁包人”。那一年，我和妹妹两家人，开着两辆车，带着父母，把车子开上高速，去省城姑妈家串门。姑妈乐坏了，她笑着说，看我们一个个走了长途，身上脸上还清清爽爽，想想她几十年前回家，一天一夜的路程，一路颠簸，回到家来，人已成了“白毛女”——想必“风尘仆仆”就是这样来的。

    上周，表哥带着夫人孩子开车回来，说姑妈这次不打算回。我们正失落着，第二天姑妈和表姐横空出现，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姑妈调皮地说，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喜，又说她这“级别”的人，只有上亿元的交通工具才能配得上她。一说大家秒懂，哈哈，也难怪，高铁又快又稳，从广州到梅州，还不足两个钟。

    我们又团聚了。十几个人爬上桃花源的阁楼，观远山如黛，白云悠悠。八旬姑妈笑得像个孩子，她说等她上亿元的“豪车”可以开到蕉岭时，她会回得更勤。我说，嗯，两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