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荣

    奥地利第三心理治疗学派创始人、心理学家维克多·E·弗兰克创立的“意义疗法”认为，生命的力量来源于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感知与追寻，也即指意义赋予人生方向，使人能够确立生活秩序与内在稳定感。苏轼一生嗜墨、藏墨、研墨、制墨，是出了名的“墨痴”。墨，为苏轼筑起了一道独立于家庭与社会交往之外的意义之城，安放着属于苏轼的艺术秩序与心境。

    现存文献中发现，苏轼论墨文字数量颇丰，几乎可以构成一部简约而精深的“墨史”。以内容分，有论制墨、鉴墨、评制墨名匠、赏墨雅集等；就形式而言，多以题跋或通信形式出现，篇幅不长，清晰又质朴，其背后却是苏轼赏物、爱物、惜物的纯然。而且，苏轼的论墨文颇具文房器物鉴别价值，为中国墨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学资料。

    苏轼论墨产，如徂徕山珠子煤墨、松烟墨、油烟墨等。《书徂徕煤墨》一文中，苏轼盛赞徂徕山（今山东泰安境内）所产珠子煤墨：

    “徂徕珠子煤，自然有龙麝气，以水调匀，以刀圭服，能已鬲气，除痰饮。专用此一味，阿胶和之，捣数万杵，即为妙墨，不俟余法也。”

    寥寥数语，妙趣横生，点出墨原料之精，述及墨工艺之高，更兼原料气味与功用。所谓“珠子煤”，是徂徕山一带出产的颜色泽润、晶莹如珠的煤。据说此煤有药用价值，带有天然的麝香、龙涎之香气。以阿胶调和之，经数万次捣杵，可制出上等墨。苏轼此文，说的是制墨手艺，更是人与物性的相契：煤之佳、胶之润、杵之勤，皆需其宜，方成就一方好墨。他还记载，古人制墨时会添加些香料。“李方叔遗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气袭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阴平，得麝数十脐，皆尽之于墨。”（《记李方叔惠墨》）友人李常（字方叔）赠给他的二十八锭（丸）墨为元绛所制，他在阴平县尉任上时收集了不少名贵的麝香，制墨时都用上了。

    苏轼居岭南时，当地缺好墨，他就地取材制墨。在《书海南墨》一文中，苏轼自述亲手制墨，并自喜制出的墨品质简直可以媲美五代名匠李廷珪，他将这归功于海南的松木多，易得制墨的原料——松烟，所以才有条件制出上等墨。在姊妹篇《书潘衡墨》中，苏轼还记录了其指导金华墨匠潘衡用新法制墨的故事。潘衡在海南用松烟制墨，最初效果很不理想，“得烟甚丰，而墨不甚精”。苏轼于是“予教其作远突宽灶”，他建议潘衡加宽炉膛，把烟囱建在远离炉灶的地方。潘衡按建议改造了一番，如此得到的松烟少了一半，墨质却显著提高，“得烟几减半，而墨乃尔”。此法制出的墨竟然不逊于名家墨，苏轼让潘衡在墨锭上刻下“海南松煤东坡法墨”字样。据说，后来潘衡以“东坡法墨”为招牌，在江西一带制墨、售墨，大获成功。苏轼亲自试验、对比松烟法与油烟法的制墨规律，总结出制墨重在“得法”，而非“择物”。苏轼以一文而让海南松烟墨名垂青史，更为中国制墨史增添了浓重一笔。

    苏轼亦有很高的鉴墨造诣。在他看来，好墨自带气韵，色与泽是关键。居黄州时，张怀民送了苏轼两锭墨（《书怀民所遗墨》）。苏轼赞其“黑而光”，并指出了鉴墨之道：“光而不黑，固为弃物”，只浮光却不黑的，徒有其表；“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虽黑却无光，则显呆板；只有“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方为上品墨。苏轼的“黑而光”之论，深沉之中有灵动，庄重中含气韵，已触及中国美学的中和境界。苏轼认为鉴墨是很考验人的学识与洞察力的，他本人就极具鉴墨眼力，“昨日有人出墨数寸，仆望见，知其为廷珪也。”这种近乎直觉的判断，是他长期审视器物、琢磨工艺后练就的眼力，名家制墨自带灵魂，仿制品不过“取其形制而已”（《书李承晏墨》）。

    苏轼对制墨名家多有评述。一众名家中，苏轼最推崇五代歙州制墨工匠李廷珪。李廷珪本姓奚，因卓越的制墨手艺被南唐后主李煜赐姓，宋人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苏轼在《书庞安时见遗廷珪墨》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善治奇病的医生庞安时救治了一位重病患者，分文不取，只接受了对方赠予的廷珪墨。后庞安时将此墨转赠给了苏轼，苏轼给他写了几幅字回谢。此事足见廷珪墨在苏轼时代已极为罕有，能收藏此墨已是宋人的终极艺术追求。北宋制墨名家辈出，其中张遇擅制“麝香墨”，潘谷被世人誉为“墨仙”。苏轼寄给黄州王禹锡两锭张遇墨、八锭潘谷墨，并反复叮嘱“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仿佛，请珍之！请珍之！”又言潘谷已逝，“不可复得，宜宝秘也。”（苏轼《书张遇潘谷墨寄王禹锡》）。在苏轼看来，名家墨凝聚着匠人的艺术生命，收藏这些墨，实际上是在留存文化记忆与文明气息。四川僧人清悟将自制墨送给了苏轼，苏轼写下了《书清悟墨》一文，盛赞此墨可传五六百年，“用海东罗文麦光纸，作此大字数纸，坚韧异常，可传五六百年”，他是用自己的声望为制墨者立传，体现了宋人对工匠价值的高度认可与坚护。

    苏轼的《记温公论茶墨》《书茶墨相反》等文还生动记述了“赏雅物、重墨品”的宋人论道精神。《书茶墨相反》中，他以茶墨的特性为对照，表达了“对立中有相通，反之亦成妙趣”的辩证思想。“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则反是。”茶汤讲究色泽清亮，忌黑沉，墨却相反。“茶以新为贵，墨以古为佳，又相反矣”，茶贵在新鲜，墨贵在陈旧，这也是相反的。随即，苏轼又指出：“然墨磨隔宿则色暗，茶碾过日则香减，颇相似也。”茶与墨却都受时间的影响：隔夜墨失其色，隔夜茶失其香。性质比较下，折射出有趣味的审美。苏轼“相悖处见相通”的思维在《记温公论茶墨》中亦有深度辨析。司马光（温公）论茶墨之异：“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茶与墨在色泽、质感、效能上都是相反的，然而在苏轼看来，“二物之质诚然，然亦有同者”，“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好茶与好墨内在精神是一致的。茶墨之香似君子之德，茶墨皆稳固如君子之行。茶与墨，最终勾勒出苏轼的艺术境界：对立中有圆融，平常中识高远，有限里观照无限人生。

    当然，苏轼也在反思“嗜墨”行为。《书求墨》，借晋人阮孚“惜屐”的典故来自嘲。阮孚爱惜木屐鞋而被后人视为“愚嗜”。苏轼因而反观自身，收藏了七十余锭佳墨，却还在求墨，其痴状不也像阮孚么。苏轼以此告诫世人：人生有限，嗜欲无穷则累己。从“赏物”到“观心”，东坡论墨完成了物的内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苏轼将一方小小墨锭提升为艺术精神的种子，在赏物、鉴物的回声中，观照着生命律动的智慧。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