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演生

    那年朋友说带我去看一个古墓，在白云山，叫百花冢。我问什么人的墓，朋友说一个明朝的歌女，十九岁就死了。我心想那有什么好看的。

    车在梅花园附近停下，走了一段小路，朋友指着一块石头说，到了。石头立在荒草里，不大，周围没有碑亭墓道，不像个正经的坟。走近看，石上刻着“张丽人墓”四个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字迹漫漶，辨认许久才看出是“崇祯六年十月”。这就是百花冢了。当年百余人各植一花、环墓成圃的胜景，早没了踪影。

    我蹲下来看那块石头，石面上有浅浅的凹痕，像是被人抚摸过很多次。朋友说，一九八四年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它被埋在半截土里。原先它的边缘有题名石刻，写的是当年南园诸子的姓名，经历代修葺存留，后来被撬走了。至于何时撬走、谁撬走的，查无实据。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张乔是谁。

    回来翻书，才慢慢拼凑出这个人的轮廓。她原名不叫张乔，生在广州，祖籍苏州。母亲是歌女，她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唱曲，还学了一手好丹青，尤其会画兰花和竹子。长到十几岁，出落得“性巧慧”，能诗善赋，名声渐渐传开。她给自己取名二乔，有人问她为何不叫小乔，她对着镜子指了指自己，说：“此亦一乔也。”这话听着俏皮，细想却有点凉——一个人要从镜子里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

    崇祯年间，陈子壮罢官回到广州，重结南园诗社。羊城的名士常聚在一起饮酒论诗，张乔常被邀去弹琴、作画、陪侍笔砚。那时候的南园，就是岭南文人的精神高地。

    那两年大概是张乔最好的日子。她在诗中写：“欢筵散后剩无聊，淡月疏桐夜寂寥。”是热闹之后忽然袭来的清冷，但并不怨。她爱梅花，在自画的梅花上题过一首小诗，有一句“一片冰心在玉壶”，被人说像极了她的性子——身陷风尘，心向高洁。她给诗友们画兰画竹，酬唱往来，留下百余首小诗。诗不算上品，但清丽可读，像她这个人：不浓不烈，淡淡的，却让人忘不了。

    后来她病了。有个叫彭孟阳的年轻人，是南园十二子之一，一心要为她赎身脱籍。彭孟阳去筹钱，张乔在家里等着。没等来。

    崇祯六年秋天，张乔走了，才十九岁。

    彭孟阳没有娶到她，便用那笔本来赎身的钱，替她办了一场像样的葬礼。他择了白云山梅花坳的一处地方，给她筑墓，邀南园诸子和当时慕名而来的人，各赋悼诗一首，种花一株。环墓种了近百种花木，一共七百多株，春夏之交，万花齐放，人们就叫它百花冢。

    彭孟阳把张乔生前留存的诗词和这次悼亡之作一同编印成册，取名《莲香集》。

    那本集子活了下来，活得很艰难。

    乾隆年间，顺德有个叫梁麟生的人，偶然得到一部《莲香集》，爱不释手，说“寝食必偕”，到死的时候嘱咐儿子梁釪：把这本集子给我殉葬。梁釪舍不得，另找了一部重刻本代殉，原书留在了人间。那部被梁麟生痴爱了一辈子的原刻本，还是没能传下来。

    现在能看到的，是乾隆三十年重刻本。刻的时候正值文字狱最严厉的年份，编刻者迫于时势，把原书中抗清义士的姓名铲削干净，只留诗作。那些名字从版面上消失了，但读诗的人还是能从字缝里猜到——有些篇章，没有落款人的名字，仿佛作者不存在一样。这种隐身，本身就是一种存在的证据。

    读《莲香集》，最触动我的不是张乔的诗，是最后那部分悼亡之作。百余人写给一个歌女的诗，大多不算高明，但有一种整齐的真诚。他们在悼张乔，也在悼自己——那时距明朝覆亡已不远，再过些年，这百余人中不少也将赴国难。张乔先走了一步，他们的悼诗后来看，倒是提前写给自己的。

    陈子壮后来在广州起兵抗清，兵败就义。黎遂球提兵援赣州，战死城头。那个没来得及替张乔赎身的彭孟阳，后来出家做了道士。一部诗集，半部南明痛史。

    百花冢后来几度荒废，乾隆年间修过，光绪年间修过，修了又荒，荒了又修。民国以后渐渐没人记得了。直到一九八四年，文物普查的人才重新找到那块石头。二〇一五年，广州市政府把它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我去看的那天，百花冢四周冷清，只有几株老树在风里沙沙响。我站在那块石头前面，想起张乔写过的一句诗：“只有一枝花，无人肯折取。”她当时写的是梅花，说自己像开在深谷里的一枝梅，无人来看，无人来折。她大概没想到，三百年后还有人来看她的墓，还有人读她的诗。

    回来的路上我问朋友，百花冢的“百花”还在不在。朋友说，当年种的那些花木早死了，但每年春天，附近会自己冒出些不知名的野花，开的还不少。我说那也算是百花吧。朋友笑了一下，没接话。

    我把那本《莲香集》放在书架靠左的位置。偶尔抽出来翻几页，不从头看，随手翻到哪里就读哪里。翻到“欢筵散后剩无聊”那句，合上书，想一想那个十九岁的姑娘，她坐在南园的酒席边上，替那些忧国忧民的男人斟酒、弹琴、写诗。她笑盈盈的，像个局外人。

    可她留下的诗比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都传得久。她在油灯下研墨的时候，大概不知道自己会活这么久。

    （作者系作家、民俗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