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专家学者凝聚共识建言献策
传承文脉文运 创新创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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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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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下午，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
主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帆，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若清，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长聘教授孙茂松，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春声等分别发言，凝聚共识，建言献策，共谋发展。
王巍
世界四大原生文明
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王巍在发言中系统比较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三大文明的演进路径，揭示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
王巍表示，中华文明诞生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形成了“南稻北粟、互补共生、协同发展”的农耕格局。“由于幅员辽阔，南北东西都存在较大进深，北方激荡，南方存续，使得中华文脉得以延续。”他表示，这种地理条件催生了“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起源模式，仰韶、红山、良渚等史前文化遍地开花，最终在交流融合中走向统一。
在王巍看来，文明传承的延续性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独特性。“5000多年间，虽历经朝代更迭、民族交融、外来文化冲击，却始终保持文明脉络未曾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他举例说，汉字从甲骨文到楷书一脉相承，儒家思想融合道家、法家等精髓，提炼出“民为邦本”“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等价值理念，深深融入民族精神血脉。
从文化内核来看，中华文明早在其形成初期就以祖先崇拜为信仰核心，西周时期完成了“从神本向人本的思想转变”。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进一步夯实人本主义，儒家倡仁政、重民生，始终将人的生存与社会安定放在核心位置。
王巍认为，中华文明坚守“大一统”政治追求与多元包容的民族文化理念。他表示，自秦朝实行郡县制后，维护国家统一成为历代王朝的核心目标，在民族与文化交流中，中华文明秉持“海纳百川”的包容姿态，对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外来佛教文化等均能取其精华、融合创新，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核、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大一统的治理理念、开放包容的宽广胸怀，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密码。”王巍表示，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坚定文化自信，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南方日报记者 汪棹桴
王军
补齐遗产保护短板
为古城古镇古村等立法
王军在发言中表示，推行全面、系统的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创新与体系构建面临的重要任务。他认为，当前应将聚落遗产和文化景观作为不可缺失的遗产类型，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
王军表示，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东亚地区文化与文明持续不断发展的卓越见证，整体性、系统性是中国文化及其遗产形态的重要表现。“我们需要在充分认识和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之上，对文化遗产作科学的界定，健全体系，补足短板，真正做到保护对象不遗漏、保护对策不缺失。”他说。
目前，我国已确立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各有专门立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建筑遗产、聚落遗产、史迹遗址、实物文献以及文化景观。
王军认为，目前在这五类物质文化遗产中，要加大对聚落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力度。“这两类遗产尚未被明确地作为遗产类型写入《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所列受国家保护的物质遗存，还不能做到依法实施全面、系统的保护。”他解释道。
为此，王军建议，将聚落遗产和文化景观作为不可缺失的遗产类型，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推行全面、系统的普查、登记和保护。在具体做法上，应及时启动对这两类遗产的专项普查工作，将古城、古街、古镇、古村全部纳入聚落型遗产的普查登记范围；将五岳、五镇、四渎、四海人文胜地，佛教、道教名山胜境，皇家陵寝、园林，具有地方特色的风景名胜纳入文化景观的普查登记范围，制定行之有效的保护政策。“这样才能构建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他说。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大世界文化遗产、古迹遗址、革命文物、馆藏文物、文化景观等保护力度，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在王军看来，这为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他认为，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健全体系，推行系统性全面保护，才能践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神圣使命，为中华文脉的永续提供强大保障。
南方日报记者 吴雅楠
高德步
AI的灵魂是人文
人文赋予AI以价值
高德步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决定了中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人文特征，而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最终要落脚到人的本质需要。
“青铜器本为祭祀用品，是文化产品，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普及，逐渐进入人们的经济生活；丝绸本是生活用品，随着历代织工的不懈努力，成为集染色与刺绣、绘画与书法的综合艺术载体；文化因素的持续叠加，更使瓷器获得了远超其生产成本的附加价值。”高德步表示，这些例证表明，中华民族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高度统一，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供了深厚的历史资源。
“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即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高德步解释，经济文化化使经济活动从单纯的物质生产转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创造，新国潮品牌、文创产品、汉服热等正是消费者为东方美学和文化认同买单的生动体现；文化经济化则是通过市场经济制和产业模式，将抽象的文化资源、符号与精神价值，通过创意转化、科技赋能和市场运作，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服务与体验，如敦煌莫高窟通过高精度数字化扫描，衍生出数字壁画定制等多种产品，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成为拉动消费、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引擎。
在他看来，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最终要突出一个“人”字，即人的本质需要。人文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中人文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破解之道，从而探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高德步认为，现代科技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AI的灵魂终究是人文精神。AI作为智能体必须具备价值判断、目标确认和立场选择，而这一价值赋予过程正是人文通过技术设计、算法伦理、应用场景选择注入智能体的创造性实践。
“许多人将AI视为纯粹的技术革命，但透过表象，我们看到一个更本质的命题，AI时代正在引发人文的回归与重塑。AI的灵魂是人文，人文赋予AI以价值。”高德步说。
南方日报记者 谢望海
南帆
互联网助力
新大众文艺异军突起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表明，文艺领域的一个重大转折正在降临。”南帆的发言围绕新大众文艺展开，他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带来大众传媒的深刻变革，这是新质生产力与文化创造的又一次历史性结合。
南帆追溯了“大众”在文艺史上的位置演变。他认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大众是无名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从甲骨、竹简到纸张、报纸、电视再到互联网，传媒体系的每一次突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接纳更多大众共同参与。“科学技术的加持带动大众传媒的持续升级，发达的大众传媒赋予大众更加充分的文化权利。”他说。
新大众文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南帆认为，这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除了党和政府长期推动、社会共识逐步形成之外，两个关键条件正在成熟：一是教育普及，“许多人提笔能写，张口能唱”，大众充当创作主体的条件愈来愈充分；二是互联网敞开了一个巨大的文艺场域，“大众可以随时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这个空间”。
“由于手机与个人电脑的加盟，很大一部分新大众文艺作品绕开纸质文化的传媒体系，进入互联网完成另一种创作与传播的循环。”南帆表示，互联网不设门槛，无论是初涉文艺的素人还是经验丰富的专家都能参与创作，“民族的创新与创造活力正在充分调动起来”。
南帆认为，人们可以在新大众文艺之中发现新的美学，新的社会学。他说，围绕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传媒，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情感共同体悄然形成，科学技术与文化创造的相辅相成制造出不同以往的创作与传播路径，文化构成元素发生积极的调整，一些传统的文化壁垒在新大众文艺面前无形地消除了。
南帆同时提醒，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持续关注。譬如，如何更好地将大众的生活经验与现场力量融入优秀的传统文艺形式？如何在新的背景下重新思考“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无论是总结经验还是研究新问题，目的都是进一步积极推进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使之更好地承担起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任。”南帆说。
南方日报记者 钟哲
傅若清
让中国电影出海不只被看见
更被读懂
傅若清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电影唯有不断守正创新与开放合作，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中华文脉的传承赓续，赋予中国电影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核。从神话传说到典籍名著，从历史伟人到新时代平凡英雄，5000年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
“纵观世界电影史，凡能在全球产生持续影响的电影体系，无不深耕于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土壤。”傅若清表示，中国电影要建立文化自信，必须在中华文化中寻根、汲养，不断探索新的表达、开辟新的境界。
傅若清认为，文化自信的实现，除了文脉传承，还要落到产业实力上。“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再深厚的文化也无法成为影响亿万当代人的精神力量。”傅若清表示。
据傅若清介绍，经过多年努力，如今，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格式电影技术已领先国际，构建起拍摄、制作、放映全国产化、自主化的高格式电影产业链，为产业自立筑牢根基。
此外，傅若清还强调，中国电影要在开放交融中走好自强之路。为此，他建议，中国电影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并重，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并坚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以中国电影构建世界想象。
“中国电影出海不只是被看见，更要被读懂。”傅若清在分享最后表示，中国电影的自强之路要从多方面发力。不仅要探索民族特色与现代性有机统一，让银幕上的中国文化愈发丰盈且更具力量，还要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中国电影从“孤峰突起”走向“群峰并峙”，从“规模领跑”迈向“高质量跃升”，让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沿着光影故事走进海内外观众的心灵深处。
南方日报记者 李乾
孙茂松
人工智能正改变
知识生产模式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引发知识生产的又一次范式变革，而人必须在这场变革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孙茂松在发言中回顾了知识传播模式的演进历程：从口口相传到文本手抄，从图书印刷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互联网的“多对多”传播。“纵观历史，无一不是当时的重大科技发明，无一不是科技的一次次重大进步导致知识生产的一次次范式创新。”他说。
孙茂松认为，最近10年蓬勃兴起的以大语言模型为基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导致知识生产的又一次范式变革，而且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主体：机器。“大语言模型具有强大的语言生成能力，同时具有较好的开放式语言理解能力。机器能做到这一点，是‘盘古开天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局面。”孙茂松表示，这为人工智能在经济文化社会的推广应用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然而，大语言模型远非完美。孙茂松认为，它在语言理解上不能保证如人类一般精准可靠，在语言生成上会出现与生俱来的“幻觉”现象，即生成虚假信息。此外，训练所用的互联网语料中掺杂着各种偏见与谬见，导致模型也存在偏见。
孙茂松还提出一个问题：当最顶尖的大语言模型汇总融通了所有人的知识，成为唯一的“智者”，原本“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反而有可能回退到“1对多”模式，只不过此时的“1”已变成了机器而不再是人了。他引述一项调研称，生成式人工智能能提升个体创造力，却降低了新颖内容的集体多样性。
在知识产生及传播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人和机器的关系？如何更积极地发挥人在知识生产中的主观能动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了知识发现与整合以及知识传播，如何有效重构知识生产新范式，使其与时俱进？如何更好地调动和挖掘大众知识生产能力，与专家知识生产形成互补？在现场，孙茂松分享了四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方向。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成为人类的好助手、好伙伴，但绝不能‘反客为主’。”孙茂松表示，既要善用机器之力，更要坚守人的主体地位。
南方日报记者 汪棹桴
陈春声
岭南文化对外传播
融于“一粥一饭”日常交流
陈春声认为，日常生活交融是更深层的文化传播，岭南文化对外传播的特色之一，就是融“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于“一粥一饭，一言一行，一趣一味”的日常交流之中。
“人际交往是最自然的文化传播。”陈春声举例，今年“五一”档期热映的潮汕话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普通百姓“侨批”跨国往来的故事，讲述岭南人“有情有义”的精神，感动了海内外数以千万的观众。“这种对祖先的敬重、对故土的深情、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子孙未来的重视，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陈春声认为，海外潮剧团、粤剧团、潮客商会、明星艺人等，还有开餐馆、做生意的普通华人，每个机构、每个人都可被视为中华文化传播的节点。他举例，一个“大湾鸡”吉祥物，能引发人们对岭南文化的好奇，李小龙、孙燕姿、梁静茹等明星艺人，也会在公开场合自豪地提及自己的岭南祖籍。“这份文化认同感，跨越了地域、身份和国籍，这就是普通人的力量和影响。”
“岭南这片热土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成就，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领域积累的经验，本身就更是富于魅力和示范意义的中国故事。”陈春声说，如今的深圳，孕育出了腾讯、华为、大疆等世界级科技企业，这些企业的成功，反映的正是岭南文化“务实、开放、包容、敢闯敢试”的底色。在大数据和AI时代，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让中国智慧与世界需求对接，正在产生影响空前的效应与力量。
陈春声认为，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同样深刻地、全面地、辩证统一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所谓“广东文化”，更准确地说，其实是“中国文化在广东”。
“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海外受众习惯以自己所接触的岭南文化现象和文化元素，去想象和构建中华文化的整体。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地域文化传播，实际上都在‘全息’地反映国家的总体形象，讲好岭南故事是对中华文化整体的一种传播。”陈春声分享道。
南方日报记者 汪祥波
本版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王辉 张冠军 姚志豪 梁钜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