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歌舞非舞
●阿 菩
前几天有位学术前辈出版了一本关于英歌舞的新书,我因老师的关系也去参加了新书发布的活动。书是关于英歌舞的,发布会在潮阳,举办者颇为用心,其中穿插了英歌舞表演,居然是三十六人的大场面,颇饱眼福。
那位前辈姓郭,是潮汕大族,巧了,我们林氏也是潮汕大族,于是问了一声他们郭氏迁到潮阳是什么时候,前辈说是南宋期间——巧了不是,我们林氏也是。这一问一答,其实暗藏了英歌舞起源的密码。
按乔林林氏的族谱,我们这一支源于河洛,转侨莆田,因此以莆田为老家,在南宋年间迁徙揭阳县(今揭阳市)附郭之乡建寨,号乔林,堂号九牧林。创业始祖林陶公(号文熙)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官任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巡历至潮州时发现揭阳山川灵秀,任满后携三子崇(号德高)在此创基,称“乔林里”。
族谱是重要的史料,但不可尽信。潮汕的族谱多自称南宋迁徙至此,但真正大规模修族谱又多在明朝中期,这中间就留下了存疑的空间。我相信林陶公确实是我们这一支的始祖,但不太信九牧林是在理宗年间因为揭阳“山川灵秀”而到此落户的,时间与迁徙理由都不信,因为潮汕有大量的宗族都是在南宋迁到此处,总不成大家都被“山川灵秀”所吸引,然后同一时间段到此落户?而且这么多的人口迁过来,本地原住民又去了何方?
在我看来,更加可能的真相,是比1227年晚数十年的那次大劫——临安城破,南宋军民节节败退,自浙江而福建,自福建而广东,那段时间有数十万军民败退至此,这些军民中大部分当是福建籍贯,崖山海战之后,没有战死的军民也无法北归,只能滞留于此开枝散叶。只有这个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大姓在几乎同一时间、如此大规模地在潮汕开枝散叶,而且也唯有末世战乱,才会引发这么大规模的本地民系大洗牌。
另外还有一个证据。潮汕人说潮汕话,潮汕话按照地区不同分成三种口音,但这三种口音的异同不是按照现有三个地级市(潮州、汕头、揭阳)分布,而基本是按照潮汕平原的三条河流——韩江流域、榕江流域、练江流域分布。我父亲一直有个口头说法认为:“喝哪条江的水,就会说那里的话。”这话长大后我就不信了,这三条江的水质组成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差异,怎么可能因为喝了水就影响口音?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倒果为因——当初数十万军民迁徙过来,在交通运输上必须依靠河流,各姓亲近者相依、疏远者相隔,因此沿着河流分布形成一个个的村寨。所以潮阳郭氏说的话跟揭阳林氏说的话虽然都是潮汕话,口音上却大相径庭,因为来源上本来就有区隔。
不但语言如此,习俗亦有不同。回到英歌舞,这是近年潮汕地区最出圈的民俗活动,但作为潮汕人,我小时候根本就没玩过,几乎也是随着近年抖音上的大流行才逐渐熟知,因为我们林氏位处榕江流域,而英歌舞本就是练江流域的。
潮汕是三江贯流之地,韩江最东,其中下游是潮汕冲积平原的精华地带,潮州府城建于此,榕江在西次之,揭阳县城建于此,练江最西,位置最偏、地势最险,在和平年代条件最差,但在战争时代却是军队必据的险地。
南宋初亡,抵抗力量却不可能立刻星散,大量军队散于民间转入蛰伏。潮汕地区一直有元朝禁武令的传说,不但禁习武,而且禁兵器,而在明确的史书上,元朝建立后,也的确为巩固统治,实行严格的武器管制。老一辈都说当时三户人家才允许共用一柄菜刀,菜刀都如此,就不用说真正的武器了,所以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军事力量必须隐藏,但军队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士兵如果不持续训练很快就会荒废为民,所以当时若想既保持军事训练又掩朝廷之耳目,就必须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
于是,在军事重地、练江所流的普宁与潮阳地区,豪迈奔放的英歌舞震撼上演了。舞者们脸绘梁山好汉脸谱,双手执槌,踏着铿锵锣鼓,动作刚劲有力。
英歌舞前棚表演中的“双龙出海”“四虎并驱”等阵型变化,看似是舞蹈编排,实则是古代战阵的模拟。舞者手中的英歌槌,看似是表演道具,实则是兵器替代品。另外,英歌舞在兵种上涉及步战兵、水战兵,在兵器上有长兵器、短兵器,时迁手执长蛇道具探路,其实就是侦察兵,公孙胜出场必挥舞大旗,其实就是护旗手,随后的“头槌”“二槌”“三槌”“四槌”,分别扮演李逵、关胜、鲁智深、武松,摆出猛虎下山的动作,在今天看来是艺术,其实暗含了军事指挥体系的影子。
因此,英歌舞不是舞,而是一种被迫的“藏兵于民”:“农者春时数十辈,插秧田中,命人捶鼓,每鼓一巡,群歌竟作,连日不绝!”平时训练,年节集合,一旦有事,即可召而成兵。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英歌舞的原始军事功能逐渐淡化,祭祀和娱乐功能更加突出,不同地区发展出各自风格,有慢板、中板、快板之分,逐步注重音乐与舞蹈,到如今,英歌舞甚至登上了央视舞台,这些发展在提高英歌舞知名度的同时,也使其与原始功能和内涵逐渐疏离。
可不管怎么变,隐藏其中的尚武精神却是不变的,所有现场观看过英歌舞的国人,都必能从中感应到英歌舞与其它纯娱乐舞蹈的不同。
(作者系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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