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亚太共同体 汇聚繁荣新动能
制图由AI辅助生成
刘恩东
陶一桃
韩永辉
符正平
余心玎
夏文斌
■编者按
金秋时节,南粤潮涌,盛会将至。11月18日—19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此次盛会将进一步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为深化亚太合作、促进共同繁荣注入新动力。本期《理论周刊》,邀请来自中央党校、对外经贸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数智创新合作、亚太自贸区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主题撰文,为把握亚太发展大势、共商区域合作之策贡献智慧,敬请关注。
统筹:丁建庭
以数智创新合作培育亚太增长新动力
刘恩东 王经民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地区的合作处于全新关键节点。数字化与智能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亚太地区经济版图,成为推动区域增长最具潜力的力量。在此背景下,依靠数智创新合作培育亚太地区增长新动力,既是应对当前挑战的可行方案,更是推动建立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长远之策。
数智化成为亚太增长核心引擎
当前,数智化对亚太经济的驱动作用已从局部现象演变为全局性趋势。
一是数字经济扩张速度、规模体量在全球位居前列。APEC成员经济体中互联网人口的普及程度从2014年的52%提高到如今近90%,其数字贸易在2026年预计将达到19.7万亿美元,在全球数字贸易中占比过半,更加突显了该区域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创新枢纽的地位。从中国来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从2020年的约8.1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超14.7万亿元,其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7.8%攀升至10.5%以上,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2.8%,远超同期GDP增速,充分体现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作用。
二是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2025年亚太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约为1026亿美元,预估到2032年将增长至816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4.5%。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的AI及生成式AI投资将从2025年的1215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555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5.5%。其中,中国是区域内最大单一市场,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1.2万亿元,支出规模预计从2025年的637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3034亿美元。
三是具备数智创新合作的独特条件。市场规模方面,亚太地区占据世界近50%的贸易总量,经济总量占比超过60%,区域合作具有充足内生动力。产业互补方面,区域内成员经济体既具有技术优势,也有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能够形成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市场应用的完整链条。贸易自由方面,APEC成员经济体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从1989年的16.9%降至如今的5%,零关税产品税目数占比也从1989年的27.3%提高至2024年的48.9%。基础设施方面,亚太区域移动网络覆盖扩展速度超过大多数区域,4G及以上网络覆盖率已达96%。
亚太创新合作面临挑战
数智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机遇,然而亚太创新合作所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能否有效应对将直接关系到数智赋能增长的成色与可持续性。
一是数字鸿沟依然突出。国际电信联盟(ITU)的研究表明,亚太地区固定宽带订阅率仅有21.4%,且分布严重不均,部分经济体的订阅率还不到5%,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同时,训练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当中,缺乏农村与原住民群体的内容。《2026年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明确指出要“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支持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正是针对这些短板的直接回应。
二是规则碎片化制约合作深化。亚太地区尚未建立起统一协调的数字贸易规则领域框架,各个经济体在数据监管政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数据流动始终受到法律异构性、安全性壁垒、合规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共同限制。同时,区域数字治理架构依旧不完善。规则碎片化致使企业跨境运营成本上升,限制了数智创新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三是地缘博弈干扰合作大局。当前,少数国家凭借技术垄断优势推行单边主义,借助出口管制等措施限制技术流动,借助投资筛选、友岸贸易等手段来降低战略依赖。这种科技问题政治化、经济合作安全化的现状加重了全球科技体系的分裂风险。同时地缘政治冲突的爆发,使得一些国家和企业不计成本地进行多元化甚至冗余布局,增加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削弱了各方共同推进数智创新合作的意愿和动力。
中国方案与开放创新合作路径
面对机遇与挑战,中国提出一系列富有远见的理念主张,为亚太数智创新合作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是以开放合作引领数智发展方向。中国始终倡导开放合作理念,反对利用AI技术垄断建立“小院高墙”,主张应通过开放合作推动技术进步,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桥梁。这一理念和亚太地区多年以来秉持的开放区域主义精神高度契合。2026年APEC数字周期间,中国推动把数据作为APEC框架下的独立议题,并进行高级别政策交流,形成专题成果文件,推动APEC数据合作从“管好数据”迈向“用好数据”。同时,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立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与安全治理的新平台,保障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二是以数据互联互通夯实合作基础。《APEC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指出,成员经济体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在促进创新、提升生产力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巨大助力以及数据在支持数字技术发展方面的至关重要作用。各方同意推进围绕发展可靠、可获取、可扩展、可信、安全和有韧性的数据基础设施的对话,以提高数据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而避免形成不必要的数据孤岛。2026年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这些合作共识和机制安排,为弥合数字鸿沟、深化数智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是以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中国智慧。2026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提出了“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等四点意见,深刻回应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这些主张既秉持开放创新,又强化风险管控,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四是以自贸协定拓展合作空间。以RCE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安排为亚太数智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制度平台。RCEP专门设置了电子商务章节,涵盖数据流动、隐私保护、电子签名、关税豁免等内容,推动了区域数字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中建立了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跨境流动、计算设施位置、线上个人信息保护、电子交易框架等方面的规则体系,以此鼓励新兴数字技术创新。这些制度安排为亚太数智创新合作提供了关键的规则支撑,有利于推动形成更为开放、包容、普惠的区域数字治理格局。
广东是数字经济大省,在人工智能产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东盟数智合作、大湾区数据跨境制度创新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先行探索工作,提供了可观察、可借鉴的区域实践样本。从深圳再出发,亚太合作将踏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诸多挑战,秉持开放、创新、合作的原则,必将推动数智技术红利惠及亚太地区每一个经济体、每一个群体。
作者分别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制度理性与湾区智慧的亚太交响
陶一桃
APEC“中国年”从广州启幕、经港澳接力、于深圳收官,绝非偶然的地理分置,而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必然展开。2025年12月,APEC非正式高官会在深圳拉开序幕;2026年2月,第一次高官会在广州全面启动各领域合作;6月,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10月,财长会在香港举办;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收官定局。一年之间,APEC的聚光灯沿珠江口依次点亮大湾区四座核心城市,一个世界级湾区以整体姿态登上亚太区域治理的舞台中央。四城和鸣、九城共振,一曲制度理性与湾区智慧的亚太交响由此磅礴展开。
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联动的理论意义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韩国庆州出席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重要讲话,从历史的深度揭示了亚太繁荣的逻辑,也为APEC“中国年”确立了思想坐标与价值基调。而这一主导思想,正通过大湾区四城和鸣、九城共振,实现了从理念倡议到实践展开的空间呈现。大湾区向世界展现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群的经济体量,更是一种制度文明的样本意义。
第一,差异不是合作的障碍,而是合作的资源,这是被交易成本理论反复验证,但尚未被区域一体化理论充分吸收的理论命题。大湾区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国两制、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的区域,其制度差异决定的不是合作的可能与否,而是合作成本的高低,而成本则是可以被制度设计压缩的。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正是压缩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制度接口”,所实现的是异质制度之间的“互补而非趋同”。由此,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超越西方经典一体化理论判断的中国经验,既不同于以规则同质化为前提、以制度趋同为终点的巴拉萨的“一体化阶梯”理论,又不同于欧盟用同一性消除差异的制度设计,大湾区用接口连接差异,实现了制度合作的高级形态与区域整合的最高境界——不是“变成彼此”,而是“彼此兼容”;不是趋同,而是在差异中互撑共生。这正是大湾区向世界贡献的“制度多样性红利”。
第二,渐进不是保守的托词,而是东方的治理智慧,其背后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深层逻辑。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哲学,与APEC“自愿、灵活、渐进”等合作原则,正是制度演进理性在国家与区域两个层面的深层共鸣。广州以千年开放的积淀,证明制度可以在时间中自我完善;深圳四十余年先行先试,验证改革可以在试错中逼近最优;香港、澳门则以高度国际化的成熟规则体系,为制度对接提供现成的“转换接口”。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最完整的湾区诠释。
第三,APEC“中国年”的会务分布,本身就是“一国两制”生命力的生动展示,也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现实注脚。“一国两制”下的大湾区实践表明,不同的制度传统完全可以沿着各自的逻辑有效演化,并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互补性秩序。澳门时隔12年再度承办旅游部长会议,让世界看见多元文化共融的精彩篇章;香港举办财长会并通过《2026年APEC财长联合声明》,彰显其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这是中央对港澳的坚定支持,是“一国”之本与“两制”之利在亚太舞台上的集中呈现。
在变局中为亚太合作注入确定性的现实意义
从制度经济学来看,所谓“确定性”,本质上是制度的确定性,是指行为规则的可预期、国家承诺的可置信、合作收益的可持续。从某种意义上看,大湾区整体联动之所以能为变局中的亚太注入确定性,正在于它以制度创新回应了当下全球治理的三重短缺: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包容性制度的发展短缺、共同体秩序的载体短缺。大湾区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展示窗口,更是亚太合作的实验场域。
第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国际认证”窗口。APEC会议使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制度创新接受国际检验,前海跨境金融、河套要素跨境流动、南沙跨境服务贸易,从“自主试点”转为“区域参照”;广州的数字贸易、智慧海关实践,从“地方探索”升为“合作素材”。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大湾区将自主探索的制度成果转化为可参照、可复制、可迁移的区域参照系,实际上是在替所有成员经济体预付“制度试错成本”、摊薄“制度认证成本”。以区域认可倒逼改革深化,以国际检验提升制度韧性,大湾区也由此成为一座制度透镜,既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纵深逻辑,又投射亚太区域治理的未来可能。
第二,为亚太注入“包容性全球化”动能。当保护主义以关税壁垒撕裂全球供应链,大湾区以“模块化对接”替代“一刀切”,以“渐进融合”替代“休克疗法”,为发展水平各异的成员经济体提供了低门槛接入包容性制度网络的接口——不必先改造自己以符合他人,而是先彼此连接,再共同成长。中国提出的“普惠包容”“AI向善”理念,正通过湾区的创新场景转化为区域公共产品。
第三,为全球南方提供“非西方崛起”范本。大湾区城市群以自身的崛起有力表明:后发优势的真正源泉,是制度创新的后发空间;摆脱依附的出路,不是退出世界体系,而是提升在体系中的制度议价能力。全球城市的生成逻辑,已从“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转向制度创新能力的空间竞争。
第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区域载体。共同体不是抽象理念,需要具象的制度载体与城市空间。APEC“中国年”的价值,恰在于以可触摸的方式建构共同认知。各国代表漫步广州永庆坊的骑楼老街,触摸的是“开放即生存”的文明基因;驻足深圳前海的摩天楼宇,感知的是“创新即未来”的时代脉动;经港珠澳大桥往来三地,见证的是“一国两制”下要素自由流动的治理智慧。“亚太共同体”由此从价值宣言转化为湾区实践,从外交辞令沉淀为共同智慧。
在全球化遭遇逆风的今天,大湾区以整体性的登场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开放不会止步。开放融通的大湾区,正是亚太共同体可触可感的未来模样。
作者系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深圳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
以APEC合作势能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
韩永辉 黄滢滢
广东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大省和本届APEC重要活动承载地,APEC“中国年”合作进程与广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需求高度契合,为广东承接区域合作资源、塑造开放发展新优势提供重要契机。
APEC合作势能是区域合作长期积累形成的综合资源,通过规则协调、市场联结、创新合作和多层参与,转化为制度效率、产业链韧性、产业升级和治理参与能力。广东在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和制度创新等领域的基础,为承接这一势能提供重要支撑。
一是规则协调形成制度增量势能。2026年5月举行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继续推进亚太自贸区议程,并加强贸易数字化合作,推动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贸易文件跨境互认。广东企业广泛参与亚太贸易,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海关为出口APEC其他成员经济体货物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32.35万份、金额约792.62亿元,规则衔接已深入企业经营环节。广东在贸易便利化和数据流动等领域的实践,亦可为亚太规则协调提供应用参考。
二是市场联结形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势能。APEC覆盖亚太主要制造、资源、技术和消费市场,通过贸易便利化和区域互联互通促进成员加强产业联系。今年前三季度,广东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5.74万亿元,同比增长26.4%,与亚太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紧密联系。2026年深圳港集团、盐田国际分别与来自10个APEC成员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建立合作,覆盖航线网络、绿色航运和智慧港口等领域。APEC合作网络有助于广东企业拓展市场、优化海外布局,广东制造业体系和港口枢纽能力也为亚太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提供支撑。
三是创新合作形成产业升级势能。2026年7月举行的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强调,加强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广东拥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机器人等产业集群,丰富的制造场景为新技术验证和产业化提供良好条件。9月,我国在广州发起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将依托广东数字产业基础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开展政策研究、能力建设、技术交流和项目对接。APEC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合作为广东链接国际创新资源、拓展应用市场提供渠道,广东产业基础则为相关合作成果落地和规模化应用提供支撑,进一步放大创新合作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
四是多层参与形成区域治理参与势能。2026年2月,第一次高官会及相关活动在广州举行,吸引1400余名代表参加;9月,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亦在广州举行,会议发布《中小企业创新和韧性发展主席倡议(广州倡议)》,提出加强中小企业创业支持,推动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促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密集的政策交流和常态化合作安排拓宽了广东参与亚太经济治理的渠道,广东的开放平台、企业资源和产业实践亦为APEC政策交流与能力建设提供地方支撑。
APEC“中国年”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广东参与亚太开放合作的实践基础进一步夯实,但成果转化衔接、地方实践向区域规则成果转化、产业合作资源衔接、主场效应省域扩散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围绕“开放、创新、合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中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可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完善APEC合作成果转化机制,提升区域合作资源承接能力。根据APEC形成的政策共识、国际机构联系、企业合作需求和项目机会,建立省级APEC合作成果转化机制,并在广州、深圳等重点城市建立APEC合作信息库,对贸易投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持续跟踪,推动国际合作资源与广东产业需求、城市功能定位精准匹配,将APEC会议交流成果转化为产业合作项目、制度创新探索和公共服务内容,提高区域合作成果利用效率。
二是建设亚太规则合作交流载体,增强广东参与区域治理能力。围绕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绿色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等APEC重点议题,依托四大合作平台,组织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参与规则研究、案例总结和经验推广,形成符合广东产业特点的政策建议、实践案例和应用方案,推动广东在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和产业创新等领域的成熟实践进入APEC政策交流、联合研究和能力建设项目。
三是强化亚太产业合作对接,提升粤企融入区域市场能力。结合APEC成员产业需求和广东优势产业布局,建立重点领域合作对接渠道。整合重点经济体市场需求、投资环境、技术资源和专业服务信息,建设产业合作信息库和项目对接机制,推动企业开展联合研发、标准合作和供应链协同,完善市场进入、合规服务、技术认证和海外运营等支持内容,提高广东企业利用APEC市场网络和合作资源的能力。
四是健全省域开放协同模式,扩大APEC主场效应带动范围。围绕广州、深圳承载APEC活动形成的国际联系,建立跨区域联动机制,加强国际合作信息共享和项目协同。结合广州国际商贸和专业服务优势、深圳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优势,以及珠海、东莞等城市产业基础,形成差异化参与路径,引导珠江口东西两岸以及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产业特点参与亚太合作,将APEC形成的国际联系和制度经验转化为全省开放发展的长期支撑。
作者分别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助理
扩大自主开放助推亚太自贸区建设
符正平 江英
今年是APEC领导人提出亚太自贸区愿景20周年,距2014年北京会议达成《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已12年。今年5月,亚太各国贸易部长会议发表的《苏州声明》明确,各方将通过经验分享、能力建设、技术合作和工商界参与等具体行动推动亚太自贸区持续前行,通过沟通对话推动区域经贸规则协同发展。
这正是广东的优势所在。作为与APEC成员经济体经贸往来最密集的省份之一,广东拥有南沙、前海蛇口、横琴三大自贸片区和河套深圳园区等开放平台,完全有条件以制度创新扩大自主开放,将开放的确定性传递给亚太。
亚太自贸区建设呼唤开放的确定性
APEC承认成员经济体的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协商一致、自主自愿原则,将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虽然这种合作方式没有强制约束力,但在三十多年里依靠各经济体自身的开放行动把亚太推到了全球开放发展的前列。
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遭遇逆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世界经济碎片化加剧。区域内RCEP、CPTPP、DEPA等协定相继生效实施,衔接问题随之凸显。今年2月在广州举行的APEC第一次高官会上,中方提出探讨推动RCEP与CPTPP对接融合,拓展亚太自贸区建设路径。但不同规则体系的对接无法直接通过多边谈判一步到位,需要地方先行先试,把不同规则体系放在同一块试验田上相互印证。
中国给出的回答是扩大自主开放。“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促进国内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自主开放不以对等为前提,而是基于自身发展需要作出的主动选择。这样的开放具有公共产品属性,降低了区域内企业的交易成本,更稳定了各方对中国大市场的预期,也与APEC自主自愿的合作方式内在契合。
自贸试验区是自主开放落地的试验田
自主开放形式上是放宽限制,实质上是制度重构。当前,开放议题大多已超越关税门槛,集中在服务业准入、数据跨境、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边境后”领域。涉及资质认定、行业标准、数据安全、跨境执业等一连串制度安排,还要回答由谁监管、风险如何兜底等问题。这决定了自主开放必须在可控范围内先行先试、有风险防控地试。
为此,我国形成了一套以自贸试验区为主体的“试点—复制推广”的制度供给机制。202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数字贸易、营商环境、风险防控6个方面作出部署。2024年3月,商务部发布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首次在全国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2025年,国务院进一步对试点措施的复制推广工作作出专门部署,实现一项制度创新从一个片区走向全国,发展路径清晰可循。
这套机制的价值不止于国内。亚太自贸区的推进依靠经验分享、能力建设和规则对话,最需要可观察、可评估、可借鉴的制度实践。而自贸试验区每年产出的大量制度创新案例,恰好为区域规则协同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素材。从为国家试点制度到为区域提供参照,自贸试验区的功能边界正在不断延伸。
广东以制度创新扩大自主开放的探索
今年前三季度,广东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5.74万亿元,同比增长26.4%。高密度的经贸往来,意味着广东的开放举措会被区域内市场直接感知,其制度创新成果也具备超越省域的区域示范价值。
一是把开放落到通关的每一道手续上。广东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湾区一港通”“大湾区组合港”改革,推动大湾区港口由单点作业转向组合运作。南沙片区系统实施“五港联动”策略,以集成改革贯通物流、资金流、数据流、人才流。按照部署,广东今年将实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拓展“跨境一锁”“组合港(一港通)”等改革试点。
二是服务业和投资领域的自主开放在三大片区梯次展开。服务贸易规则密集、开放难度大,是亚太自贸区建设中最难推进的部分,也是广东自主开放最具纵深的方向。南沙提质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集聚财税、法律、航运等专业服务;前海聚焦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深化全球服务商计划,提升国际金融城、国际法务区、国际人才港发展能级,推动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专业服务规则衔接;横琴围绕“四新”产业,对澳门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等领域企业和专业人士实行备案执业。全省层面,湾区标准、湾区认证、“跨境理财通”落地见效,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已经清零,深圳全域纳入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
三是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安排取得实质进展。数据跨境是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今年5月,广东发布《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和配套管理办法,覆盖智能装备制造业、个人征信服务业两个领域,涉及7个业务应用场景、67个数据项,适用于各片区和河套深圳园区。按照全省部署,南沙(粤港澳)数据服务试验区、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横琴国际数据合作产业发展集聚区也在加快建设。以“管得住”换“放得开”,是自主开放最实在的方法论。
四是自主开放与规则衔接互为支撑。广东大力推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在要素跨境流动、专业资格、商事法律、标准认证等领域先后遴选发布多批典型案例:横琴优化实施“分线管理”政策,加速琴澳要素跨境流动;RCEP在线服务平台(广东自贸通)提供原产地证在线智能审单,帮助企业把协定优惠用足用好。实践证明,自主开放决定门开多大,规则衔接决定门内怎么走。
五是以新质生产力支撑开放,推动产品、服务和标准走进亚太市场。自主开放的底气,最终来自产业竞争力。来自广东的“新三样”和智能终端、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品,正走向亚太市场。这背后是技术、标准和整体解决方案走出去,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智能网联等领域的技术方案随产业链在亚太落地,客观上推动着区域内技术标准的相互了解和衔接。
六是以产业链枢纽地位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近年来,广东机电产品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背后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家电等产业在亚太范围内的分工协作。上半年,全省13个综合保税区进出口6219.2亿元,增长31%,保税物流增长42.9%,体现出区域分拨、检测维修等环节加快集聚。这有利于缩短供应链半径,实现用稳定的规则和顺畅的物流为区域产业链提供确定性。
未来,广东要统筹好开放和安全,进一步探索制度创新,在服务业和数字领域深化自主开放试验,推动制度创新从单项突破走向集成创新,强化压力测试和复制推广,以更高水平自主开放助推亚太自贸区建设。
作者分别系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天下货行广东”谱写开放新篇
余心玎
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和深入的产业合作。2026APEC会议落地深圳,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广东这片与国际市场有着深厚渊源的土地。
广东的海外贸易历史源远流长,珠江水系贯通内陆与沿海,使广东自古便具备沟通中外的地理优势。秦汉时期,广州便已与海外通商,至唐宋时期,海舶云集,异域香料、珠宝与中国丝绸、陶瓷在此交会,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千百年来,这片土地商贸繁盛,既得益于中国商品远销海外,也离不开对四方商贾和海外货物的接纳。海上商贸也使岭南成为多元文化交汇之地,不同地域的知识、技艺、风俗与生活方式在长期交往中相互影响,逐渐沉淀为岭南开放包容的鲜明气质。
这种开放包容的传统延续至今,并在当代经贸往来中展现出新的活力。“广货行天下”彰显了广东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供给优势,“天下货行广东”则体现了开放市场汇聚全球商品、满足多元需求的市场活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商品供应者和需求者,广阔的市场与扎实的产业基础相互支撑,既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也为亚太各经济体之间拓展贸易联系、深化产业合作创造了更多机遇。
市场广纳天下货,供需相济拓新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不断壮大,产业体系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凭借品质和竞争力走向世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日益多元,企业生产经营和产业升级也与全球资源、技术和中间产品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全球商品和生产要素进入中国,既展现了中国日益增强的供给能力,也反映出国内市场不断释放的需求潜力,进出口贸易由此成为中国与全球市场双向联通的重要纽带。
广东集中体现了这一发展特点。作为人口和经济大省,广东拥有活跃的消费市场,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造业体系,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在国际市场具有强劲竞争力。一方面,广东市场既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商品,也为本地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生产应用场景。另一方面,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又让市场拥有更加丰富的商品选择和更加完善的产业配套。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让广东既有面向世界的产业实力,也有拥抱世界的市场活力。
产业协同跨山海,开放合作启新程
如今,国际贸易与跨国产业协作的联系日益紧密。商品跨境流动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企业之间不断深化的生产合作,各方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贸易也由此延伸到投资、技术和产业配套等更广泛的领域。
在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分工的过程中,广东始终走在开放合作的前沿。改革开放初期,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和先行开放的政策条件,广东加工贸易迅速发展,企业逐步积累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配套产业成长,本土制造能力不断增强,成为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增长的重要缩影。
亚太地区在产业合作上有着深厚的基础。长期以来,各经济体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技术条件,逐步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区域生产网络。中国深度参与这一网络,与各经济体的产业联系日益紧密,制造业技术水平、产业规模和配套能力也在开放合作中稳步提升,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兴业,也为当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机会;海外企业又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参与中国市场的发展。各方在合作中拓展市场,在分工中提升产业能力,区域经济联系也因此更加紧密。
亚太携手向未来,共绘发展新蓝图
千年商贸的潮声未远,面向世界的脚步始终向前。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不断深化的历程。本届APEC会议在这里举行,让这座城市长期积累的开放实践,与亚太共同发展的时代命题相互交汇。
当前,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绿色转型的推进,为各经济体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亚太各经济体彼此之间的互补优势,为技术交流、产业协作和市场联通创造了更多可能。在这一过程中,APEC为各方加强政策对话、交流发展经验提供了重要平台,贸易投资便利化等务实合作,也在不断增进区域经济联系。
昔日舟楫往来,联通远近市场;今日产业相连,合作日益深入。广东与世界的联系不断延展,开放的内涵也随着时代变迁更加丰富。来自亚太各地的朋友相聚深圳,共商合作之道,也让这份绵延的开放传统有了新的时代回响。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173021)阶段性成果
APEC与深圳高水平对外开放之路
夏文斌
APEC为何选择深圳,深圳的对外开放何以得到世界认可,如何以此为契机推动城市实现新的跃升,这是需要思考并回答的重要课题。
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同舟共济
APEC诞生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亚太经济快速崛起的时代背景下。1989年,12个亚太经济体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首次部长级会议。成立之初,APEC就把扩大贸易投资、深化经济技术合作作为重要方向。针对亚太经济体在发展阶段、经济规模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APEC强调开放对话、协商一致、尊重差异,在求同存异中不断凝聚合作共识、扩大共同利益。30多年来,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始终贯穿APEC发展进程。
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贸壁垒增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庆州APEC会议上深刻指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同舟共济”,越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越需要珍视亚太几十年来形成的发展基础,在开放中共享发展机遇,在合作中凝聚发展共识,在互利中扩大共同利益。实践充分表明,封闭分割难以带来持久繁荣,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是推动区域共同发展繁荣的正确方向。
中国既是亚太开放合作的坚定践行者和重要受益者,也是积极推动者和贡献者。1991年加入APEC以来,中方始终积极参与并推动亚太合作。从1993年西雅图APEC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应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繁荣”原则,到2008年利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坚持开放合作、寻求互利共赢”,再到2014年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倡导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30多年来,中国推动亚太开放合作的立场一以贯之,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拓展。
深圳:互利共赢开放的生动诠释
去年,习近平主席在宣布深圳举办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深圳地处太平洋沿岸,几十年间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这一重要论述,既高度概括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也生动展现了开放合作所能激发的发展活力和创造的发展成果,揭示了深圳与APEC之间的内在联系。
深圳因对外开放而兴,因高水平对外开放而盛。改革开放初期,深圳依托经济特区政策和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从“三来一补”和加工贸易起步,积极引进境外资本、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开放大潮中,深圳因进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竞争体系之中而得到迅速发展:企业在合作与竞争中学习技术、改进管理、积累经验,并持续推动产业由加工制造向先进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升级,城市发展动力也由要素驱动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变。连接世界、学习世界、博采众长,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自身,是深圳创造发展奇迹的重要密码。
当然,深圳也在开放中成就了世界。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港澳及其他境外企业通过加工贸易、外商投资等方式进入深圳,获得新的生产空间、出口平台和进入中国市场的通道,分享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随着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产业配套日益完善,境外企业又依托更加成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扩大生产经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此后,企业进一步向研发、金融、专业服务等领域拓展,并借助深圳集聚的人才、技术和产业资源参与创新发展。开放使深圳分享了世界发展的机遇,也使世界分享到深圳和中国发展的机遇。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对深圳而言,既要高水平办好会议和活动,更要充分用好由此汇聚的国际关注、交往网络和合作资源,将办会形成的主场效应转化为长期开放能力和新的发展动能。
一是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放到“十五五”发展全局中来谋划。今天的深圳,已经成长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市场网络的全球城市,应把办好会议与谋划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和开放发展能力。要把国际资源和合作联系沉淀下来。会议及系列活动将汇聚不同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商协会、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要推动会议期间形成的高密度交往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合作网络,并把涉外法治、国际商事、多语种服务等能力融入城市日常运行。要进一步涵养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通过更加广泛的交流交往和文明互鉴,进一步涵养尊重差异、包容多元、善于学习、乐于合作的城市品格。
二是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深圳四十多年的发展,是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新起点上,要继续用好这一重要经验,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更深层次改革。要在国际比较中查找制约高水平开放的体制机制堵点,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跨境要素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人才服务等制度安排,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开放促改革,最终要落到促进发展上。亚太地区汇聚了众多重要经济体、创新中心和新兴市场。深圳应以此为契机,深化与各经济体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亚太创新资源与深圳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更好结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三是在自身发展中为亚太和世界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多年来,深圳企业在拓展自身发展空间、加快走向世界的同时,也通过投资设厂、技术合作、人才培养和供应链建设,为当地创造投资和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未来,应发挥深圳在产业、科技、绿色发展和城市治理等方面的优势,找准双方合作契合点,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既为深圳发展创造更多机会,也以自身产业基础、技术能力和创新成果为合作伙伴提供更多发展选择,在相互成就中扩大共同利益,不断丰富互利共赢的实践。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深圳实践创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