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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全国主要城市数字经济人才引力指数报告》发布

强产业与优生态,广州何以兼得?

    广州是华南地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 南方日报记者 张令 摄

    广州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一。

    南方日报记者 肖雄 摄

    2026年10月,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2026全国主要城市数字经济人才引力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份覆盖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49个城市的报告,把“人为什么来、为什么留”这个抽象问题,拆成了21项可以打分的指标。

    广州以73.25分位列全国第五,被归入“均衡发展型”,其中创新生态指数全国第三、产业基础指数全国第四、人工智能工程师岗位占比全国第四,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指数全国第一。

    “广州是头部城市中‘强产业与优生态兼得的最大例外’。”报告原文显示。

    在49个城市的坐标系里,头部城市的产业与生活几乎总是反向而行。北京、上海、深圳的生活服务得分位列全国倒数第三、第二、第一;而生活服务排名前五的镇江、铜陵、湖州、嘉兴、舟山,产业基础却多在腰部以下。

    城市的人才竞争,长期被概括为“强产业、弱生活”与“强宜居、弱产业”的两难。

    而广州恰好站在这条分界线的中间。它既是“深圳—香港—广州”全球第一科技集群的北翼,也是一座出门十几分钟就能走进公园的城市;既有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4533.07亿元的年营收,也有近六成月租在3500元以下的出租房源。

    这种“兼得”是怎么发生的,它对新时代人才又意味着什么?

    南方日报记者 洪钰敏

    广州凭什么接住数字人才

    报告用四个一级指标丈量城市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权重并不平均:产业基础23%、创新生态22%、发展机会40%、生活服务15%。发展机会最重,人才最终是为一份工作而来。

    广州在这套体系下的成绩单是这样的,产业基础83.9分,全国第4;创新生态82.4分,全国第3;发展机会76.8分,全国第6;综合73.25分,全国第5。

    广州产业基础凭什么排到第4?“产业基础”在广州不是某一根支柱,而是由三层叠起来的结构。

    最底层是工业的完整度。广州拥有全国41个工业大类中的35个,是华南地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也是整个华南制造业的产业链总部基地和供应链中心。

    数字技术落地需要场景,而场景的丰富度取决于门类的齐全度。一个做工业软件的公司,在门类单一的城市只能服务一个行业,在广州能同时对接汽车、电子、石化、医药、家电、美妆。

    第二层是支柱产业的规模。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与新材料、时尚消费品、现代高端装备、互联网软件业,6个产业规模均超3000亿元;2025年“3+5”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占GDP的32.4%,15个战略性产业集群撑起3.2万亿元的经济总量。

    第三层是数字产业本身的分量。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5%,比2020年提高近3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突破5000亿元;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在赛迪《2025年数字经济百强市排名》中,广州列全国第三。

    三层叠起来看,83.9分的来路就清楚了。广州的产业基础不是“某项技术最强”,而是“技术最容易找到用武之地”。这说明了广州的产业厚度。

    再看创新生态为何能排到全国第3。报告给出的解释有两层,一是“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在202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跃居全球第一,广州是这一集群的北翼;二是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合肥、广州四城。这类“国家队”资源的空间分布,短期内几乎无法改变。

    但广州的创新生态还有一层更“接地气”的支撑——应用。报告显示,广州约2200户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中,产业规模超亿元的占比超过1/4,产业结构覆盖基础层11%—技术层9%—应用层80%的全链条。

    应用层占八成,意味着广州的AI不是悬在实验室里的技术,而是长在工厂、商场、医院、港口上的能力。广州因此明确把人工智能列为全市五个关键产业之一,实施“千模智赋百业”行动,大模型备案数量居全国前列,截至2026年7月已累计备案96款,居全国第三。

    这也是广州AI工程师岗位占比能排到全国第4的原因。报告指出,北京、深圳、上海构成“研发型头部阵营”,广州则以6.43%位居第4,虽不在通用大模型的绝对头部,却依托应用层占80%的产业结构、商贸流通数字化场景和跨境电商生态,形成“应用型数字人才磁场”。

    换句话说,广州提供的不是一条赛道,而是一个“商贸+制造+算力+应用场景”的复合职业通道。

    广州的另一种竞争力

    一个“想不到”的全国第一,藏在报告的第21项三级指标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前五名是广州、珠海、江门、承德、扬州。除广州外,其余四座都不是数字经济头部城市。

    这个指标衡量“每个市民平均能支配多少平方米公园”,与“绿化覆盖率”不是一回事:后者算城市被绿色盖了多少,前者算人能被绿色服务多少。一座城市可以把山体、林地计入绿化率,市民却未必走得进去。它真正换算的是生态的可及性。

    广州的生态可及性是可感的。1516个公园、近4000公里绿道、542.8公里森林步道,编成“一万公里慢行游憩空间”;海珠湿地从万亩果园变成“鱼鸟天堂”,鸟类从72种增至202种。

    报告显示,“00后”进入职场后,年轻人才对居住成本、通勤体验、生活环境的敏感度显著提升,“宜业”与“宜居”并重正成为择城新标准,这也是报告在生活服务下专设宜居环境指标的原因。

    在这个框架里,“公园20分钟效应”绕不开。它源自《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即便不运动,每天在户外公园待20分钟,也能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降低皮质醇。2024年起,这句话刷屏社交平台,因为它精准命中了当下人才的处境:长时间盯屏、高强度脑力消耗、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对这群人而言,休息不是“去远方”,而是“随时能走开一会儿”;公园的价值不在面积,而在步行十几分钟能不能到。

    广州的公园不是城市边缘的景点,而是嵌在生活动线里的日常设施。珠江新城的白领午休能走到江边,琶洲的工程师出了会议室十几分钟就能坐在树下。这种“低成本、高频次、零决策”的恢复方式,正和薪资一样成为选择依据。

    公园回答的是“生活好不好”,性价比回答的是“这种生活够不够得着”。在这个问题上,广州几乎是四座一线城市里唯一的选项。

    报告指出,广州以一线城市中最低的“留下来”成本,让人才先站住、再发展。2026年一季度广州房价收入比为22.8,明显低于北京的28.8和上海的31.7;平均租金约51.94元/月/㎡,城中村单间普遍在800至1200元,近六成住宅月租金压在3500元以下。

    对刚毕业的年轻人而言,每月房租少掏一两千元,意味着不必在吃饭与存钱之间做取舍。与此同时,本科以上学历落户无名额限制、智能“秒批”,硕士、本科毕业生最高还可获6万元、3万元生活补贴。

    低居住成本与低落户门槛叠加,使广州的性价比不是“便宜”,而是用更低的代价换取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与公共服务,而这正是广州持续吸引人才的关键。

    于是广州的生活出现了罕见的组合。既有全国第1的人均公园绿地,也有四座一线城市中最低的居住门槛;既能在珠江新城谈亿级项目,也能在城中村吃八块八的猪脚饭。报告称其为“强产业与优生态兼得的最大例外”,这个“例外”的真正含义或许是,广州没把“留下”变成一场筛选,而是把它变成了一次可以承受的选择。

    产业基础提供岗位的厚度,创新生态提供成长的坡度,应用场景提供价值的确认速度,而生活成本与生态空间提供留下来的理由。

    对今天的数字经济人才而言,有足够硬的产业可以施展,有足够密的场景可以落地,有足够低的成本可以试错,还有足够近的公园可以喘息,便已足够。

    琶洲的写字楼里,大模型在昼夜训练;十几分钟之外的珠江边,落羽杉在按时换季。一座城市,既装得下前沿的算力,也留得住过得起的生活,这大概就是广州最实在的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