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庭

    最近有两则新闻，都是关于举报的，放在一起特别值得玩味。

    一则是“大衣哥”朱之文称长期遭有组织黑粉举报，对方建起群组，只要他去外地商演，就集中向文旅部门、主办方投诉，统一称他是“劣迹艺人”，还有人跑到现场干扰。

    另一则是四川雅安的12345热线推出改革，明确树立“不片面追求高满意率和解决率”的考核导向，允许合理存在不满意工单，严禁弄虚作假、强迫群众“被满意”。

    两则新闻同框，恰好戳中当下社会监督的一个核心命题：畅通监督渠道是社会进步，但绝不能让举报权沦为恶意报复、扰乱秩序、撕裂社会、裹挟公共治理的工具。

    （一）

    举报是社会监督的正当手段，也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

    以12345热线为代表的各类监督渠道设立的初衷，就是让民意直达、让监督有门。群众依法举报、理性投诉，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也是规范权力运行、推动治理进步的重要力量。但也要清醒看到：考核一旦唯满意率和解决率，举报权被滥用的风险随之凸显。

    究其根本，原因有三：

    一是“权利无边界”的错觉。一些人把举报当成可以随意挥舞的大棒，殊不知“监督是权利，克制是底线”。朱之文遭遇的正是泄愤式举报：举报者不是针对某一项事实举报，而是出于私怨甚至单纯看不惯，便通过举报给有关部门制造压力。类似举报并不只存在于娱乐圈，现实中还有不少：有老师从严管教学生后被恶意举报，有医生一边看病一边被想插队而不成的患者举报，还有基层公务员因为坚持原则，被无休止地恶意举报。

    二是“息事宁人”的避险逻辑。主办方为什么宁肯取消演出也不去核实举报？往往因为时间成本高、取证难度大，直接叫停最为稳妥。当“有举报就叫停”成为惯例时，恶意举报便拥有了巨大的杠杆——一封匿名举报信，就可能搅黄一场合法的商业活动。

    三是“举报低成本”的变相鼓励。被举报者要自证清白，要面对名誉损失、演出取消、调查折腾；而举报者几乎不用担任何风险，错了再来，甚至可以换个马甲、换个平台、换个部门继续。这种严重的不对称，恰恰是纠缠者敢于反复举报施压的底气所在。

    （二）

    恶意举报的危害，不只是让当事人蒙受损失，更深层的冲击在于一点点侵蚀公共治理赖以维系的秩序与信任，伤害的是多方利益。

    影响监督机制本身公信力——

    12345热线的公信力，来自“诉求可信、处置可信”。公众愿意把急难愁盼交托给这条通道，前提是投诉举报背后是真实的民生诉求、合理的监督线索。一旦大量无事实依据、以打压他人为目的的投诉举报持续涌入，热线平台就会慢慢被“噪音”所挤占。

    长此以往，便会形成双向的信任损耗：一方面，工作人员在反复处置同类虚假、重复诉求后，容易产生“应对疲劳”，对部分真实、紧急的投诉举报线索审慎度下降；另一方面，公众也会慢慢分不清热线里的投诉举报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私怨攻击。

    冲击法治稳定与市场预期——

    法无禁止即可为，有举报不等于有违法。合法合规的演出、经营活动，应当以正式调查结论作为叫停、处罚的唯一依据。如果行政处置、市场活动的取舍，被投诉举报牵着走，就等于用投诉举报热度替代法律事实，形成“谁举报多谁有理”的错误逻辑。

    这种导向一旦传导到市场，会放大所有市场主体的不安全感：经营者、从业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遇无来由的恶意投诉，不知道自己合法开展的活动会不会因为别人的举报被迫叫停。稳定的预期一旦动摇，营商环境、文化市场的活力都会受到间接抑制。

    扭曲社会矛盾的化解逻辑——

    举报本是矛盾化解的出口，而恶意举报是把矛盾化解变成矛盾升级的工具。正常的分歧、纠纷，本可以走协商、调解、民事诉讼等正常渠道解决。但少数人绕过正常渠道，选择依托政务平台的处置压力逼迫对方妥协，本质上是把行政资源绑架进私人恩怨里。

    某种程度上，这会形成一种负面示范：遇到矛盾不用讲证据、走司法，只要批量投诉、恶意举报、持续纠缠，就可能倒逼对方让步。这种示范效应扩散开来，会不断抬高社会治理的内耗，引导更多人迷信“举报施压”，弱化全社会对法治途径解决纠纷的认同。

    （三）

    区分正当监督与恶意举报，核心标尺始终清晰：有没有真实可核查的违法事实、有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撑、举报目的是不是推动问题整改。正当监督就事论事、凭事实说话，恶意举报往往无中生有、以施压整人为目标。

    雅安12345热线的改革，解决了考核端唯满意率和解决率的问题，给基层卸下不必要的考核负担，而治理恶意举报，还需要配套一整套约束机制，补齐另一端的短板。

    首先，要建立异常举报预警机制，对高频重复、同一主体跨区域批量提交、内容模板化、没有新增证据的异常举报自动标记，不再简单一键派单流转，先做事实初核、法律释明，从源头减少无效核查消耗。

    其次，要依法追责，对于经核查确认捏造事实、恶意骚扰、多次缠诉的举报人，按照规定进行告知劝阻；情节严重、涉嫌诬告陷害、扰乱公共秩序的，固定证据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让恶意举报者承担相应代价。

    最后，要牢牢守住行政处置的法治底线，行政机关、活动主办方须厘清权责，坚持以调查结论为准，不能仅凭集中投诉举报就仓促叫停合法活动，拒绝被投诉举报所裹挟。既要保障群众监督渠道畅通，也要保护公民、经营主体正常开展合法活动的权利。

    畅通监督渠道和规范举报秩序，从来不是二选一的关系。只有让真实有效的诉求得到高效回应，让借举报之名打压他人的行为受到约束，举报权才能回归正本清源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