硇洲岛是湛江雷州湾外的一座火山岛，面积不过50多平方公里。渡轮一趟趟把游客送上岸，看海景、看海龟、看黑色的玄武岩，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片海域是广东水下考古的一块“富矿”。

    杨荣佳数不清自己来了多少次。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期间，他和同事在这片海域找到了两块宋代石碇——古代船锚的构件，由此推测这一带可能有沉船，曾发生过海难。

    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也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拥有丰富的水下文物资源。

    “水下普查是广东开展‘四普’的一大特色，普查队员们潜入海底记录、核实文物点的保存情况，系统梳理水下文物线索，相当于是给这些海底的文物‘上户口’。”杨荣佳打了个形象的比方。

    今年8月下旬，广东顺利通过“四普”省域整体验收。而这份文保家底，有一部分就是在水下“摸”出来的。

    ●南方日报记者 黄堃媛

    本栏摄影 南方日报记者 石磊 仇敏业

    “摸”出来的宋代石碇

    杨荣佳任职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平时，他和同事们几乎都在出海调查，很难在位于广州东山口的办公室里碰上一面。

    这一天，他收拾好装备器材，再次出发前往湛江硇洲岛，先要经过6小时车程，再换渡轮过海。

    “四普”期间，杨荣佳和其他普查队员频繁往返于穗湛两地。他们既要复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在册的点位，补充坐标、影像等资料，也要核实、登记新掌握的线索。

    “水下普查跟陆地普查最大的不同，是受制于环境。水下普查必须坐船出海，得等风浪小、水流平、能见度好的日子。尤其古代沉船沉没的地方，海况通常都不太好。”杨荣佳说。

    能下水的窗口期不多，只要当地渔民反馈“水清”“风浪小”，普查队员就立即直奔过去。

    第一次在水下摸到宋代石碇的那个瞬间，杨荣佳至今记忆犹新。去年8月，他循着渔民提供的线索下水，在一片黑黢黢的礁石间摸索。起初，他以为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直到看清它长条状的形制，才惊喜地认出这是一方石碇。只不过石碇和礁石长在了一起，颜色也一样，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分辨出来。

    石碇是船锚的重要构件，它的发现，意味着这里很可能有沉船。但水下环境不适合保存木质的船体，这片海域的礁石缝隙里，如今只能寻找到少量的瓷器碎片。他解释说，礁石不像淤泥那样能把器物整体掩埋，水流的淘蚀作用会反复搬运碎片，让它们一点点钻进石缝里。

    “人在水下能游动的范围很小，少则方圆几十米，最多一两百米，一个点位往往要下去很多次，才能把大致的范围描出来。”杨荣佳和队员们连着搜了几天，才定下那两枚石碇的坐标，直至今年上半年，才在天气合适的情况下将它们提取出水。

    “在水底触摸到数百年前的石碇，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就像在和古人对话一样。”杨荣佳说，他也会时常猜想，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据记载，硇洲岛自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贸易中转站，也是中国古代海防的重要见证地点，从宋代起就设有管辖机构。这两枚宋代石碇，正是“海丝”历史的重要见证物。

    石碇出水数月后，又有渔民提供线索，称见到了第三枚石碇。杨荣佳再次赶赴硇洲岛，希望扩大搜索范围。“早些年，我们根据渔民口头描述的情况去找，往往是大海捞针；如今，借助船上的导航系统，能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

    从“看风景”到“找东西”

    杨荣佳是“90后”，云南人，入读中山大学以前，他没有见过海。第一次在海边徒步看到大海时，他特别兴奋。

    大二那年，中山大学办起了水下考古兴趣班。杨荣佳第一次走进“南海I号”的“水晶宫”，被这艘南宋沉船深深震撼。后来，兴趣班与潜水公司合作，每年培养5名潜水员，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在中山大学南校园5米深的泳池里，杨荣佳第一次背上氧气瓶，学会了潜水。2013年，他还去菲律宾考了潜水证。

    那时，他只觉得潜水太有意思了，各种海洋生物近在咫尺，连水下的声音都显得格外空灵。但真正干上水下考古这一行之后，他才知道想象和现实的差距有多大。

    “以前潜水是为了看风景，现在是为了找东西。水下考古的环境大多不理想，能见度低，甚至全黑。”杨荣佳直言。

    2016年，他从中山大学毕业，进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随后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举办的第八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他先在阳江上理论课，再到上下川岛海域实习。

    2018年，他正式拿到国家文物局认证的水下考古队员资格，很快便迎来一次“大考”——他随队赴山东威海，支援甲午沉舰定远舰的水下考古调查。

    “我们要抱着抽泥管抽泥，一抽起来就什么都看不见。黑暗中只能听到抽水的声音，偶尔踩到一只死去的海蜇，软绵绵的，会把自己吓一跳。”他记得，有一次自己手离开了抽泥管，前后左右都摸不着，也不敢贸然上浮，摸索了两三分钟，才重新摸到基线绳和抽泥管。

    可也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他开始真正尝到这份工作的甜头。队员们在淤泥中筛出了船上随行的物品，一块木牌上残留的墨书，为判断这艘沉舰的身份提供了关键信息。2020年二期调查时，重达18吨的定远舰铁甲被起吊出水，后来存放在刘公岛的博物馆里。

    “有新发现的时候特别自豪。”他说。从定远舰到大鹿岛海域发现的超勇舰、扬威舰，这些年，他参与了一个个项目，把下潜深度从水下十多米推进到30米，甚至50米。

    他还亲眼见证了水下考古装备技术的迭代更新，考古队员的安全保障持续得到提升。比如这次“四普”，他们用上了新配发的水面通信装置：水面上的人可以给水下的潜水员发文字信息，还能实时监测其耗气量，一旦发现有人耗气过快、没能及时出水，可以马上发出提醒。而传统的水面与水下沟通要靠全面罩，但使用全面罩会大幅增加耗气量，佩戴起来也不舒服。

    在所里，同事都管杨荣佳叫“装备杨”或者“技术杨”，因为他没事儿就爱研究各种水下设备。“我一直在折腾，爱潜水、爱爬雪山，喜欢这些挑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新发现。”他笑着说。

    “谜题的答案都在海里”

    水下考古并非付出就有回报。每一个新发现之前，往往会经历无数次试错，甚至遭遇危险。

    去年11月，杨荣佳和同事到湛江吴川的沙角旋，调查一艘发现时间虽早、准确位置却一直不明的沉船。上世纪80年代末，水下考古队员曾在附近海域做过调查，采集到铜皮、铁钉等标本。此后多年，当地渔民曾在拖网中发现船体构件，考古队每次都跟着渔民出海去找，却始终没能锁定沉船坐标。

    “这片海域水深只有四五米，完全没有能见度，当时赶上东北季风，涌浪很大。”杨荣佳和潜伴下水后，立即感受到涌浪的冲击，身体不自觉地往疑似沉船的位置撞。他紧紧拿着一把铁锹挡在身前，以防撞上凝结物。

    更惊险的是，潜伴身上的调节器一度被渔网钩住，到了约定的时间，杨荣佳先出了水，等了两三分钟仍不见人。正准备再次下水找人时，对方终于脱险浮了上来。

    这样的经历，让杨荣佳不断摸索和优化安全流程。下水时，他会强制自己带上备用装备，潜水刀带三把，分别放在腰带、肩部和手上，一旦被渔网缠住，手边随时能够到；身上还带着哨子和一面小镜子，如果出水时与入水绳分开、被水流带远，可以把镜子的反光打到船上求救。

    他特别敬佩崔勇等中国最早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回，一名队员在水下被渔网缠绕，另一位队员浮上来求援。还没等人报告，时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南海I号”项目领队的崔勇已经从水下气泡的异常里看出了不对劲，提前让人穿好装备，准备下水救援。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杨荣佳的脚蹼上画着一道平安符，书包上挂着一个晴天娃娃。他和家里联系时，通常也是“报喜不报忧”，生怕家人担心。

    今年，他和妻子有了宝宝，他也愈发牵挂家人。“每次下水前都会想到，家里有人在等着你。”

    今年正好是杨荣佳入行的第十个年头。过去，他曾是全院最年轻的水下考古队员，那时全国有专业资质的水下考古队员不到200人，广东只有二三十人。

    如今，他发现干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多了。不断有“00后”加入水下考古行列，国家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的举办也越来越频密。

    关于广东的这片海域，他依然有很多谜题想要解开。比如，“莱茵堡号”（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于1772年在广东台山上下川岛海域沉没）为何至今不见踪迹？还有南澳周边海域，也有许多线索有待发掘……

    “这些谜题的答案都在海里，等着我们去进一步探索。”杨荣佳又一次望向了熟悉的硇洲岛海面，目光里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