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遗产事业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早已不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荣誉竞赛，而是一场以国际标准重新定义自身保护边界、重新阐释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度对话。潮州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命题，正需要这样一场对话来完成：它要回答的不是简单的“为什么”，而是一条完整的论证链——先立意义，再借理念，后挖价值，终证稀缺。唯有如此，潮州古城才能在世界遗产的坐标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黄丹若 陈海忠

    申遗的战略意义：机制升级，而非品牌包装

    讨论潮州古城申遗，首先要在观念上正本清源。申遗不是一场荣誉竞争，而是一次以国际标准倒逼古城整体活态保护的制度选择。申遗以国际标准为标尺，重新定义潮州古城的保护边界——它换取的是一整套长效制度，而不只是一块招牌。

    其价值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就保护而言，以国际标准推进古城整体活态保护，系统彰显东南沿海府城、海洋商贸与侨乡文化的价值，把“修旧如旧”的工程逻辑，升级为“活态延续”的制度逻辑。就生活而言，申遗过程本身就是改善古城人居环境、凝聚潮人文化认同的过程，让遗产保护与居民日常生活并行不悖。就叙事而言，申遗有助于打造世界级文化品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讲好活态传承的中国故事。

    换言之，申遗的意义不在于“多一个头衔”，而在于借国际规则的力量，为古城建立一个保护、生活、发展相互支撑的长效机制。这是理解潮州申遗全部逻辑的起点。

    理念转向：从“纪念碑式”遗产到活态遗产

    潮州古城申遗的机会窗口，来自国际遗产理念的深刻转向。这一转向沿两条线索展开。

    其一，保护对象由“点”到“线”“面”，整体性上升为保护原则。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罗毕建议》提出“历史的或传统的建筑群”这一概念，保护对象由单体建筑、局部风貌扩展到聚落与历史地区，“整体性”由此从技术策略上升为保护原则。这意味着，保护不再是对某一座建筑的加固，而是对一片历史地区的完整经营。像潮州古城这样的复合型府城空间，由此获得了可被国际体系读懂的申报形态。中国的世界遗产实践已经走在这一方向上：中国大运河以整条水系为申报单位，开辟了线型遗产的先例；北京中轴线以礼制秩序的空间序列立论，实现了历史城区的整体申报；开平碉楼则以村落与建筑群的组合，完成了乡土聚落的申报。价值的单位，正在从“一座楼”变成“一座城”。

    其二，保护重心由“物”到“人”，遗产被理解为仍在运转的社会过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近年来持续倡导，遗产保护的重心应从物质实体的静态保存，转向文化意义、社区角色、历史过程与可持续发展。厦门鼓浪屿以“历史国际社区”立论，把居民生活本身作为价值载体；景德镇以手工业城市的持续生产维系真实性。两个先例共同说明：一座“活着”的城市，本身就是遗产。而“活着”的潮州，天然站在这条趋势线上。

    突出普遍价值：价值阐释的两把标尺

    国际语境并不排斥府城类遗产，但准入的门票只有一张，即《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所界定的“突出的普遍价值”——“罕见的、超越了国家界限的、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文化和/或自然价值”。注意关键词：“现在和未来”。一座古城“曾经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世界遗产委员会更关心的是：它今天还在做什么，以及它能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什么启示。这一界定内含三重门槛：一是稀缺性，问题不是“好不好”，而是“别人有没有”；二是比较视野，必须把申报对象放进世界遗产序列中，回答“为什么是这里”；三是普遍意义，它既是今天的见证，也是可延续、可共享的价值。价值阐释因此成为申遗成败的第一环节——价值说不清，保护也就无从谈起。

    对潮州而言，把突出普遍价值讲清楚，需要坚持两把标尺。

    第一把标尺是突出中国特色。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方言、宗族组织、民间信仰、工艺美术、饮食等要素，构成了相对自洽而鲜明的地域特征，使潮州文化在保持中华文化共性的同时，展现出高度的地方创造力。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内在韧性与包容力的实证。价值阐释首先要在这个坐标上定位：潮州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对于东亚文化圈的意义。

    第二把标尺是符合国际语境。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对人类创造力与适应力的承认。以此为出发点，潮州对中华文化形成与东亚文化格局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一个“地方经验的输出与再吸收”的结构化过程：潮州贡献的不是单一物产，而是方言、宗族、信仰、工艺、饮食等一整套可辨识的地方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原文化南移过程中，与海洋因素、百越遗存、移民社会碰撞融合，不断验证、不断更新，形成创造性变体；继而汇入中华文化大传统并被重新结构化，成为中华文明海外叙事的一部分。潮州文化的贡献，不是“多了一道地方菜”那么简单——这条支脉每一次验证有效的“地方实验”，都汇合进中华文化大传统，持续刷新其地方特色与海外叙事。

    六重稀缺性：在世界遗产坐标系中确证潮州

    价值原则讲清楚之后，还必须回答最难的一问：同类遗产地这么多，凭什么潮州不可替代？答案写在六个定位的耦合之中。

    其一，府城等制定位。府城是中国古代行政建制、礼制秩序与市场体系的中枢层级。环顾中国的世界遗产版图：都城有北京，县城有平遥，史前聚落有良渚古城遗址，土司古城有丽江，乡村有开平碉楼，外国人侨居地有澳门历史城区与鼓浪屿——唯独没有一座以“府城”这一等制立论的世界遗产。这一等制坐标上的空位，不是潮州自封的优势，而是中国遗产体系中真实存在的体系性缺项。苏州、杭州、泉州同为府城，却均未以“府城”立论——苏州古典园林以园林艺术立论，杭州西湖以文化景观理论立论，泉州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立论；潮州正可以此立论。

    其二，沿海地理定位。潮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自古依海而生、向海而兴，是古代海洋商贸网络的重要参与者。与澳门、泉州、厦门这类沿海城市相比，潮州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上，具有内陆遗产地无法比拟的优势与贡献。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专家考察团考证认为，潮州的柘林、潮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也推断“潮州港是古代瓷器出口的重要港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由此成为生产与贸易链条的起点。这一沿海地理优势不仅停留在历史层面，更通过侨批网络延续到了近代。“港口-窑场-侨网”的沿海运转系统，使潮州的世界遗产叙事天然具有跨海的维度：它讲述的不是一座内陆府城的自我封闭，而是一座沿海古城如何用港口连接海洋、用窑火回应世界、用侨批维系跨国社会。这正是标准（ⅱ）“人类价值的重要交流”的重要论证——不是“曾经交流过”，而是“持续交流了一千多年”。

    其三，活态社会定位。2.33平方公里的历史城区内，5.8万人仍居住其中。粿条铺、工夫茶座、嵌瓷作坊、潮剧票友社，不是为游客表演的文化符号，而是日常生计与社交需求的自然表达。这是一种“延续性”而非“凝固性”的遗产特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指出：“潮州古城不仅山水格局、街巷肌理等物质形态保存完好，更难得的是，在古城里生活的依然是潮州本地人。”正是这种“本地人仍在生活”的形态，使古城核心竞争力从“我们有什么”转向“我们如何生活”。当遗产的价值锚点从“保存了什么”移向“延续了什么”，潮州申遗的论证逻辑更为清晰：它讲述的不是一座被“保护”起来的古城，而是一座仍在按照自身节奏运转的古城——居民在生活，手艺在传承，社区在延续。这正是世界遗产体系在“活态遗产”转向后所看重的叙事，也是潮州在世界遗产坐标系中的独特价值所在。

    其四，文化支脉定位。潮州文化并非被动接受中原礼制的辐射，而是在南移中与海洋因素、百越遗存、移民社会碰撞，形成足以反向影响母体文化的创造性变体。饶宗颐先生强调“潮州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潮州不是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而是理解中华文明如何在地方社会中持续生长、反向丰富母体的关键样本。文明如榕树气根，触地即可发育为新主干，终与母干共构丛林。这一定位关注的不是某一历史时刻的辉煌或某一建筑类型的完整，而是某种文明模式在特定地理单元中的长期演化与系统呈现，由此避开与苏州、泉州、平遥、丽江、景德镇的功能重叠，开辟以文化形态学为核心的评价路径。

    其五，宗族文化形态定位。潮州是国内少有的保留传统宗族文化形态的古城。放眼国际，可资比较者仅有朝鲜贵族氏族村落——韩国河回村与良洞村，二者层级与形态均不同，不可直接类比。宗族形态与文化支脉定位互为支撑。“支脉”论证的是潮州文化如何反向影响母体文化，“宗族”则是这一反向影响得以实现的社会机制。宗族组织为方言、信仰、工艺的代际传递提供了结构性载体，宗族网络为跨国流动提供了制度性通道，宗族祠堂则是这一切得以发生的空间节点。没有宗族形态的持续运转，“支脉”的创造性便失去了社会基础；没有“支脉”的文化自觉，宗族形态便沦为封闭的家族事务。二者的耦合，使潮州成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基层社会如何运转的关键样本。

    其六，侨乡文化形态定位。潮州把“侨”作为核心范畴，将人的跨国流动本身作为遗产价值的核心载体。与开平碉楼“侨宅”的孤立散布不同，潮州是城市尺度的有机渗透，完成了从“侨宅”到“侨城”的空间编码。与物质层面的借鉴相比，“活着的侨乡”保留了社会过程的真实性，实现了从物质借鉴到社会创新的跨越。从“侨宅”到“侨城”，从“物质借鉴”到“社会创新”，潮州侨乡文化形态的独特性在于：它把人的跨国流动本身作为遗产价值的核心载体，把侨批网络、侨宅活化、侨批精神传承视为一个持续运转的社会过程。潮州不是一座静止的侨乡标本，而是一座仍在呼吸的跨国府城。

    尤须指出，六重定位的价值不在罗列，而在耦合。单独任何一项特质，都能在其他遗产地找到对应；但当它们结构化地整合于一座2.33平方公里的活态古城之中，便产生了涌现性价值：沿海地理与侨乡形态，支撑标准（ⅱ）所要求的“人类价值的重要交流”；文化支脉与宗族形态，支撑标准（ⅲ）所要求的“现存或已消逝文明传统的独特见证”；府城等制与侨乡形态，支撑标准（ⅳ）所要求的“人类历史上重要阶段的建筑类型典范”；活态社会与宗族形态，支撑标准（v）所要求的“传统人类居住地的杰出范例”。六重特质的系统耦合，使潮州成为理解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海洋商贸、社会重组与文化延续的关键锁钥——这正是潮州申遗路径得以成立的论证基础。

    ■观点

    对潮州人而言申遗是一种生活方式

    申遗竞争力的终点，不在“我们有什么”，而在“我们如何生活”。潮州的“生活”不是随意的日常，而是有结构、有传统、有制度支撑的社会过程。宗族组织提供社会延续的结构性力量，侨乡网络维持跨国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工夫茶、潮剧、嵌瓷等文化实践构成代际传递的日常载体。这些不是“随便怎么过都行”的生活方式，而是一套在数百年中被不断验证有效的文明模式。

    潮州古城最深刻的遗产价值，恰恰是这座古城本身仍在呼吸、仍在延续的事实。对潮州人而言，“申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把祖辈传下的生活样式，以国际通行的语言确证为全人类共享的财富，并以此守护它的下一个百年。立足岭南文化沃土，以国际标准激活整体保护，以活态传承讲好中国故事，潮州古城的世界遗产之路，既是一座古城的自我确证，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面向世界的一次从容展示。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

    本文系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6-A-02）和韩山师范学院2023—2024学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重点项目（文科）(项目编号：XKS2023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