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女性是今年春夏一抹明艳的色彩。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女性群像带进全球观众的视野，潮州美术馆展览“橄榄花开时”剖析潮汕女性的生活与世界，鲜为浓墨重彩刻画的潮汕女性被推到公众面前，引发关注和思考。

    不可回避的是，一直以来，潮汕女性在大众视野中被贴上“贤惠”“顾家”“柔韧”等单一标签。在多元语境下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认识和解读潮汕女性？溯流而上，时代如何塑造她们，环顾当下，她们如何开辟自己的时代？

    比起一季繁花，以深沉绵长的韩江水喻示潮汕女性或许更耐人寻味——它始终静谧柔和，却也有自己奔腾的流向，既有沉淀千年的底色，亦涌动着奔赴自我的澎湃力量。

    ●南方日报记者 刘梓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韩水育芳华

    历史如何雕刻潮汕女性？

    元代《三阳志》记载了潮州“其弊俗未淳，与中州稍有异，女性敝衣青盖，多游街陌……男女多混淆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的社会面貌，这一时期女性的劳作、宴集是“敝俗未淳”“才化未洽”的表现，与清代文献中女子“楚楚青衫”“半幅罗巾遮半面”的形象截然不同，背后有移民与官方教化的重要原因。

    秦始，较大规模的移民南下已出现。宋代，入潮的北方移民规模剧增。中原移民携带正统的文化素质，加之官方着意的兴学教化，使潮州百姓加快接受中原礼法、风俗。入明以后，潮地学绅多谨志而尊礼教，“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教条在封建社会对女性造成无形的压迫。

    社会分工和时代印记赋予潮汕女性固化的角色和标签，但桎梏之下，她们依旧生长出坚韧丰盈、鲜活动人的美好品格。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潮学国际研究会执行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用“韧”“和”“刁”“力”四个字形容潮汕女性的气质：韧是柔韧，在家克己爱人，工作坚韧克服困难；和是尊老爱幼，追求家庭和睦；刁是心灵手巧，能干巧干；力是勤劳刻苦，努力进步。华夏汉族血统以及正统儒家文化，当地自然环境对地方族群性格的滋养，古代书斋、姿娘仔间、近代女子学校的浸润，共同塑造了潮汕女性这些特质。

    “当下，我们不能再用旧时代的观念来限定和评价潮汕女性。但毋庸置疑，潮州姿娘温润如玉、素雅如兰的温婉气质，高度的家庭责任感和事业心，仍然是她们身上宝贵的特质。”林伦伦说。

    潮汕人对潮汕女性美好品质总是心生敬意，有人建祠而祀，有人传颂佳话，有人以文记之。

    祠堂是潮汕宗族文化的核心载体，是地域价值观的具象呈现，旧时有“女性不入祠”的严苛规矩，但偏有人逆其道而行之。清代潮州富商黄作雨为报答生母周氏养育之恩，打破其时建筑规制，力排众议建造了比一般公祠尺度更大的女祠，人称“阿婆祠”“阔嘴祠”。可惜它只是潮汕唯一的女祠。

    有潮州木雕博物馆之称的己略黄公祠，其建筑之气派每每令人叹为观止。民间传颂，黄公逝后，其妻肩负操持家庭、抚养子嗣的责任，赞其伟大。隐藏在宗祠背后的女性，历史的光芒并没有眷顾到她们身上。她们就像建筑里的梁柱，无名无誉、不事夸艳，却撑起整个建筑的骨架。

    陈璧娘是史册中鲜有的轮廓相对清晰的潮汕女性，其原籍福建漳州，嫁潮州都统张达，乱世中她劝夫勤王，率领义兵抗元，最终殉国。其忠义果敢的事迹载入《东里志》《韩江见闻录》等史料，经由潮剧、影视等作品代代流传，成为潮汕女性忠义风骨的鲜活缩影。

    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潮汕女性的传统特质？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潮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曹亚明认为，封建父权制确实给不少潮汕女性带来束缚和苦难，但传统标签也藏着她们生长出的韧性与生存智慧，古代留守女性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实际管理田产、教育子女、维系人伦，“贤良”不完全是规训的结果，也包含在有限空间里主动选择的生存策略，束缚与能动性在她们的生命中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纠缠共生的。

    曹亚明表示，不能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封建社会烙在潮汕女性身上的特质，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宣扬，而是要把它们放回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不回避她们承受的代价，也不剥夺她们作为主体的尊严。

    奔涌韩江浪

    贤良淑德，是社会规训也好，生存之道也罢，它终究只是潮汕女性的某些侧面。泱泱历史长河中，潮汕女性的创造是更耀眼的波浪。

    晚清潮汕社会，新教、天主教会推动了妇女教育。在动荡年代，这些机构为当地女性提供了安全庇护，客观上使得她们在一段时间内接受了宗教以及文化教育，为潮汕社会培养了一批识字的新女性。

    潮汕女性身影从边缘逐渐走向近现代历史舞台中央，是伴随抽纱行业的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潮汕男性开始大批出洋谋生。外国传教士在潮汕传教时，发现本地妇女的潮绣工艺具有应用价值，便将外国抽纱技术传授给女教徒。

    这些西方技艺初始只在教徒及女子学校学生中传授，但很快传入潮汕民间。擅长绣花的潮州妇女便将外来图案纹样、抽通工种针法与本地民间自古流传的刺绣、揭纱、编织及衣物缝补等针线手工艺融合，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潮州抽纱刺绣技艺，并迅速在亲属、邻里及区域间传播，制成的刺绣品在国外大受欢迎。

    1894年，潮州陈桥人丁惠龙往返汕头做小生意，在传教士开设的洋行对抽纱加工耳濡目染，便承领一些布料到潮州试绣，首先投放给城西布梳街一带的潮绣女工。潮绣女工参考样品，在纯白纱配绣的白布料上，融入潮州刺绣针法，使产品风格独特，外国抽纱品相形见绌。

    第一批产品初见成效之后，丁惠龙于1903年在潮州开设第一家抽纱商铺——丁发合绣庄，此后大量抽纱商铺如雨后春笋涌现，行业规模扩大，潮州抽纱品开始通过洋行和华资抽纱公司，输出欧美。

    这是当时潮汕地区罕见的以大量女性为主要生产力量托举的支柱性产业。1958年以后，参与抽纱行业的人数渐次增加，户户有绣娘，1981年，刺绣女工数量达到峰值，超21万人，产值最高的1991年达1亿元人民币，出口创汇超千万美元，年发放女工工款6000多万元。抽纱业是当时潮汕农村集体经济和女工主要收入来源，为国家创汇、解决劳动就业、壮大农村经济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行业领袖及核心管理层仍主要为男性，但在此过程中，大量女工通过手艺获得自身价值、改变家庭地位，撑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半边天。

    动荡的年代，女性的光芒也闪耀在家国大义中。文艺战士、左联五烈士中唯一的女性作家冯铿，以笔为剑投身革命，创作的作品成为中国左翼文学中第一批歌颂苏区斗争的文学作品，却在24岁的美好年华壮烈牺牲。“红军阿姆”“革命母亲”李梨英为国献三子，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党的事业上。新中国电影事业先驱陈波儿，倡导成立了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创作抗战题材电影呼吁救国。

    文化传承赛道亦有潮汕女性的身影。她们深耕潮绣、抽纱技艺，让传统手工艺经久不衰，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她们围坐“姿娘仔间”，口传心授、代代传唱潮州歌册，以细软乡音留住地域文脉记忆。

    沧海桑田，韩江水仍静谧流淌，滋润土地，那些曾经激荡的簇簇浪花，永远留在人们心间，久久萦怀，熠熠生辉。

    溪流有去向

    潮州美术馆“橄榄花开时”主题展览里，一面女性档案墙极具深意：数十个档案袋中，仅有十余位女性留有姓名与影像，其余尽是空白。潮州美术馆策展部工作人员陈颖婷坦言，历史文献对潮汕女性的记录极少，希望这面墙的留白能引起大众对此的关注。

    “中国女性研究本身就有大量空白，潮汕家庭妇女则更为隐蔽。”曹亚明认为，研究潮汕女性，本质上是打捞地域文化里被长期遮蔽的“半边天”，潮汕女性的生活世界长期处于“被历史遗忘”的状态，补全这份叙事，才能拥有更完整的潮汕记忆。

    女性的历史是一部逐渐被看见的历史，今天仍在书写。摆脱偏见的桎梏，带上坚韧的底色，今天的潮汕女性正在各领域重构女性叙事，重塑自我价值，让女性力量重新被看见。

    潮州女孩黄嘉榆的童年是在潮汕阿姨们的针线堆里度过的，一团毛线、一根钩针在她们手中能钩出万千模样，她们将最朴素的日常缝进一针一线里，也用善良、大爱滋养了黄嘉榆。前几年，黄嘉榆回到潮州，和阿姨们共创时尚钩花品牌“小黄香蕉”。“阿姨们骨子里很谦卑，总觉得自己的劳动微不足道，但在我眼里她们创造的是艺术品。”她将钩花工艺融入时尚设计，让更多人看到潮汕阿姨们的创造，“要让她们知道自己很了不起”。

    北漂艺术家杨信是揭阳姑娘，姥姥杨映梅曾是抽纱厂职工，手艺了得。这些年，杨信和姥姥组成跨代际共创组合，将现代艺术与传统抽纱碰撞，希望通过不同生命经验让更多人看到潮汕女性的创造史。“这件作品叫《杰作》，通过写实的软雕塑和半透明欧根纱还原家里窗户，希望可以打破内外空间区分劳动的认知局限，让家庭妇女的劳动价值受到平等尊重。”

    各行各业绽放着潮汕女性的光芒——立讯精密董事长王来春登顶福布斯中国杰出商界女性榜首，从打工妹成长为精密制造企业掌舵人，成为当代潮汕商界女性标杆。揭阳女孩李思潼，凭借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塑造有情有义的女性形象，斩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影后。她们用实力摆脱偏见，让潮汕女性不再是依附家庭的配角，而是独立清醒的个体。

    韩江水浸润了这片土地上的女性，她们汲取养分，自成溪流，在各自的轨道上奔腾、发光。历史将重新书写她们，但韩江水会记得，每一道溪流的流向，都是对源头的深长回响。

    ■延伸

    近代潮汕女学繁荣解放女性思想

    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对女性的精神压迫和礼教束缚，在近代潮汕女学兴起之后得以逐渐解放。

    近代以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根深蒂固，女性大多被困于深闺，极少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浪潮席卷东南沿海，毗邻通商口岸的潮汕地区率先冲破传统桎梏，开启了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征程，改写了潮汕女性的命运轨迹。

    潮汕近代女子教育发轫于19世纪后期的教会办学。西方传教士进驻汕头后，先后创办淑德女校、礐石明道妇学院、正光女学等新式女校，打破了本地无专门女子教育的僵局。这类学校摒弃传统闺阁教育的狭隘理念，开设识字、算术、手工、德育等课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传播平等、自立的新思想，为潮汕女性打开了通往外界的窗口。

    清末新政推行女学政策后，本土女子教育蓬勃兴起，彻底摆脱教会办学的单一格局。1909年，潮阳创办官立女子初等小学堂，成为潮汕早期公办女校的代表，课程兼顾通识教育与刺绣等实用技艺。民国建立后，政府完善女子教育制度，潮汕各地私办、公办女校纷纷涌现，揭阳静远女校、正始女校等相继落地，女子教育从小众普及逐步走向规范化、本土化。

    五四运动的浪潮，进一步推动潮汕女子教育走向鼎盛。新式学堂不再局限于基础教育，更注重培育女性独立人格，摒弃封建依附思想。无数潮汕女子走出深闺，挣脱缠足、守旧的陋习，通过读书习得学识与技能，成长为教师、职员等新式知识女性，开始主动参与社会生活。

    近代潮汕女子教育的百年发展，不仅是教育体系的革新，更是地域思想的觉醒。它打破了千年的性别禁锢，重塑了潮汕“姿娘”的精神风貌，为潮汕近代社会进步注入了鲜活的女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