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琼珍

    那一年，我换了一个部门上班，我的师傅就又换了一茬。

    1998年10月，这是个历史性的分水岭——邮电分营，我所在的机房也实行无人值守。机房关门一周后，我接到去计财部门上班的通知。

    我接出纳梅姨的班。上班第一天梅姨递过来一把钥匙，细看，黄澄澄的，有一指多长，跟机房里常打交道的电烙铁倒有几分相似。我对梅姨说：“请您多指导我。”又低下头对钥匙说：“伙计，以后的日子，你可得多担待点儿。”

    梅姨教我教得仔细，各个程序一丝不苟，梅姨说她给的是一把钥匙，我把的是一道门。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句话。

    梅姨到新部门上班去了，计财部门留下健叔、君叔、炎叔和我。

    健叔是邮电分营后新“长”出来的计财部主任，说是“叔”其实比我大不了十岁，只是全单位老嫩大细，全都统称“健叔”——单位里除局长外，其他同事一律以“叔伯哥姐”相称，很是亲切。健叔兼企业会计，炎叔是农活会计，君叔是统计，部门不大，五脏俱全，人员精简得不能再简。炎叔和君叔年岁相仿，都是父辈的年纪，倒是能正儿八经地叫“叔”。

    初到部门，我说容许我请大家吃个饭，算是一个拜师仪式吧，大家齐声说好，应得挺爽快。饭吃完，我去前台买单，老板说人家买过了，也不说是谁。第二天上班说起，炎叔眯着双眼，笑着说：“丫头，你工资最低，买单的事，轮谁也轮不上你。”这一餐拜师饭，一直等到我退休，才真正补上。

    每天收款存款开支发钱，倒是应付得过来，最怕的是季末、年终发奖金，本来还手生，人一多就乱了阵脚。君叔搬张凳子在我桌子前，分隔出一人通道，跟大伙说“一个一个来”，又跟我说“别急，慢慢来”。我做了几年出纳，君叔每次必坚守岗位，这定心丸一直让我吃到转岗。

    去部门上班的时候，儿子才两岁。带娃的苦，让我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卡点上班。屁股往茶几桌旁一坐，热茶已经递在你面前，下班前叔叔们总会吩咐“孩子还小，你抓紧回，其他的由我们应付”。炎叔拎起装着茶壶茶杯的水桶往外走时，总笑眯眯来上一句“丫头，咱捡起黄蟮头——唔打锡嘞”，君叔倒沉默许多，所有活儿都悄无声息就干完了。健叔最忙，偶尔拎起水桶，炎叔总会打趣一下：“阿健，你亲自干活呀！”

    部门的茶水柜，还藏着一大摞盆子——夏天的时候，炎叔会隔三岔五地，中午上班时带几砖仙人粄，招呼大家一起解解暑。很多时候，局长、各部门主任也会被请过来，一边吃一边商讨着工作上的事，仙人粄吃完，事情商讨妥了，解决办法有了。炎叔笑称“没有一盆仙人粄解决不了的问题”。

    后来，我把钥匙交给了刚来的彬叔，到会计岗帮忙去了。于是在同一个部门，我一头做着师傅，一头做着徒弟。每到月底，我们只能在下班后才开始结账，等账结完，已是凌晨两三点。两位师傅硬是骑着车在后面跟着，一直送到楼下。最忙的是公司上市那一个多月，很多时候都不知外面的天是怎么黑的。时常，健叔看夜深了，把我们支回去，第二天上班，他还坐在电脑前，看他站起身踉跄的背影，我们估摸他不知道天是怎么亮的。

    我生病那年，师傅们分批来看我。健叔说这一段时间我微信步数都是零，就猜着肯定有事发生；君叔和彬叔坐在我身边一直叮嘱要注意这样注意那样，君叔回到家，又打电话，交代了好多事项；他们把炎叔“漏”了，八十几岁的炎叔见到我的时候，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直说为什么没人告诉他。后来我可以散步了，炎叔估摸着我散步的时段，在楼下候着，我俩沿长潭圳，像父女一样走在暖阳里。路上小段陡坡，我想伸手扶他，他却先伸手，说怕我脚虚摔了。

    多年以后，在市场部门召集大家商讨方案时，我总想着找点吃的摆上桌子，我固执地认为“没有一桌零食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也习惯了早点到，为卡点上班的年轻同事泡好一壶热茶，我拎起装有大家水杯的桶时，耳边有声音在说：“丫头，咱拣起黄蟮头——唔打锡嘞！”只是财务部门早已撤并，且再也不用发现金，我无法像当年的君叔一样，搬张凳子守着维持秩序了。

    那把黄澄澄的钥匙，还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