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张欠条背后的双向奔赴

荔乡丰收场景。冯洁云 摄

林常珍（左二）在果园指导荔枝种植。受访者供图

“荔枝妈妈”林常珍。     冯洁云 摄

荔红时节的柏桥村。     冯洁云 摄

    在高州，共同富裕，不是抽象的概念，是一群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几十年躬耕山野的老果农，是耗尽半生种出一片葱茏的老书记，是把电商和直播间搬回故乡的返乡青年，是像“荔枝妈妈”一样，用一张作业纸条撑起千家万户信任的新农人。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双手和汗水，把“一人富”变成了“大家富”。

    即日起，《南方日报·高州视窗》“共同富裕故事会”栏目正式开讲。我们走进田间地头、车间果园，记录这些平凡而闪光的名字，聆听他们脚下带泥、心里有光的奋斗故事。

    一个人的努力是微光，一群人的奋斗便是星河。愿这些故事，温暖你我，也照亮前行之路。

    “荔枝季进入收官期，接下里就是储良龙眼登台，要保持一贯好品质，大家加油！”6月25日一早，林常珍给工人们加油鼓劲。6月底的茂名高州根子镇，空气里甜味未散，荔枝唱罢龙眼接续登台。

    茂名被称为“荔乡之乡”，荔枝种植历史超过2000年，面积约142万亩，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产自这里。林常珍所在的茂名高州市根子镇更是以“中国荔枝第一镇”闻名。

    而在根子镇元坝村，乡亲们不常叫她的名字，他们更习惯喊她“荔枝妈妈”。

    这个温暖的称呼背后，是一段跨越将近30年的故事。

    ●邹祥亮 邱茜

    “荔枝妈妈”

    坚持高价收购果农荔枝

    1997年，在外打工经商的林常珍为了照顾家庭，回到根子镇。彼时荔枝价格高企，她和丈夫贷款承包山头，憧憬着“层层山岭层层荔，家家种果家家富”的好日子。

    那时候荔枝是个好东西。上世纪90年代末，一般的荔枝能卖到七八块一斤，老树荔枝更是高达五六十块一斤。

    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后，全国荔枝种植面积无序扩张，销路不畅、信息不通，荔枝价格从每斤几十元暴跌至五毛钱，果农陷入“丰产不丰收”的困境。那几年，林常珍也亏得血本无归，承包的山头不要了，贷款还不上，连摩托车都被推走了。

    但她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老一辈什么都不懂，都能把荔枝卖到五六十块一斤；到了自己这辈，怎么就只值五毛了？

    她认定，荔枝这个产业是有希望的。问题出在销路和品质上。

    没有销路，她就自己打电话找。那时候家里装了固定电话，算是“斥巨资”。她和丈夫挨个给全国各地水果批发市场打电话，打到上海时，一个姓陈的老板终于答应每天收一车试试。接着是一天三车、一天五车……渐渐地，四川、浙江、北京的市场陆续打开。

    2003年，元坝村到柏桥村沿路的荔枝代办点，全是林常珍家的。但即使这样，林常珍依然做了一件“傻事”：坚持高价收购周边果农的荔枝。“你品质好，我就多给钱，不会少给。”林常珍说。

    荔枝贱卖的时候，林常珍没钱收果，但周边的果农还是主动把荔枝送过来。他们让她写个纸条，欠多少斤、多少钱，签上自己名字或者丈夫名字，就把荔枝留下了。等林常珍卖了荔枝有了钱，村民们再拿着纸条来领钱。

    “那种本子，就是小学生写作业的本子，撕一小条下来写的。”林常珍比划着，笑了一下。

    一张张从作业本上撕下的纸条，成了她和乡亲之间最朴素的信用契约。等林常珍把钱周转过来，她就跟村主任说，让大家来拿钱。其实不用通知，果农们每天都聚在她家门口，摘完荔枝就在这里聊天，有时候还主动帮忙打包。到了结算的日子，他们就问一句：“荔枝妈妈在家吗？我取钱来了。”

    “荔枝妈妈”这个称呼，就这样叫开了。

    没有抵押，没有合同，连个像样的收据都没有。一张张纸条背后，是一个人在最艰难时刻坚守的信誉，和一群人对她毫无保留的信任。

    “你把老百姓当家人，老百姓就把你当亲人。”林常珍说。正是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支撑她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联农带农

    合作社成了“共富孵化器”

    但代办的模式终究是“提篮小卖”，抗风险能力弱。一旦市场饱和，还是会被压价。林常珍意识到，要想真正掌握话语权，必须把大家组织起来。

    2019年，林常珍牵头成立采鲜园果蔬专业合作社，并定下三条“铁规矩”：保底收购，无论市场如何波动绝不压价；加工托底，市场滞销时做深加工，不让一颗荔枝烂在树上；抱团发展，统一采购农资、统一对接物流，降低生产成本。

    起初，有人不相信“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合作社成立第一年，销售额突破900万元，16户社员收入同比翻番，大家服了。第二年，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加入。如今，合作社拥有52名核心社员，辐射带动周边1000多户荔农。2025年仅快递费一项，合作社就为荔农减免了100多万元。

    “一人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这是林常珍常挂在嘴边的话。在林常珍的合作社里，80%的社员是留守妇女。这既是林常珍的有心之举，也是农村的现状——男人出去打工了，女人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孩子。

    林常珍动员她们回来。不是回来做苦力，是回来做直播、做电商、做自己的生意。有个叫小温的姑娘，回来以后自己搞直播。她专挑那种三四层楼高的老荔枝树，身上挂一个直播设备，爬到树上去摘、去吃、去吆喝。合作社收她的荔枝，一斤给15块，她自己直播卖，一斤能卖到28块。

    “你有能力自己去卖，我们鼓励你去；卖不掉或者不想那么累，我们帮你卖。”“她现在自己单干了。”林常珍语气里全是骄傲，“我们合作社就是兜底。”

    在茂名市和高州市妇联支持下，合作社获得30万元免息贷款，建起了冷库和预冷设施。这笔钱帮助合作社实现了零损耗、零退货，销售额稳定在900万元以上。

    从头到尾

    下一代开始全链条接“荔”

    林常珍有一对双胞胎儿子，1997年出生，正是她回到根子镇创业的那一年。

    大儿子丁贯洋学的是电商专业，小儿子丁贯洲学的是设计。林常珍回忆自己的教育方式，多多少少对他们有一些引导。她常常跟他们讲：“家里的荔枝要卖出去，光靠传统路子不行，你们得想想办法。”

    大儿子听从母亲建议，选择了电商专业，学习如何把荔枝通过互联网卖到全国各地；小儿子则选择了设计专业，学习如何让荔枝产品穿上漂亮“外衣”，打出自己的品牌。

    “我没有逼他们，但我会跟他们讲这个产业的希望在哪里。”林常珍说。兄弟俩毕业后，曾有机会在大城市从事电商、外贸等工作，但他们最终都回到了根子镇，成了名副其实的“荔枝儿子”。

    刚回来的时候很难。兄弟俩在网上接单，一天也就三五百斤的量。物流不成熟，发出去的荔枝经常坏，一天赔一百斤是常事。有一次因为账号问题，两千斤打好包的荔枝被物流公司扣下了，不让走车。林常珍记得清清楚楚，那次是政府出面沟通才解决的。

    兄弟俩没有想过退缩。大儿子负责电商运营，把合作社的产品卖到了全国；小儿子负责品牌包装，家里所有的产品设计都由他参与把关，有的甚至亲自上手设计。

    现在，丁贯洋已经有了女朋友，丁贯洲刚当了爸爸。林常珍笑着说自己是“奶奶”了，“也是因为荔枝产业发展，我养大了三名子女，生活也越来越好。”

    在“荔枝妈妈”的带动下，元坝村乃至整个根子镇，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家家户户做电商”不再是口号。据统计，柏桥村、元坝村超过70%的荔枝通过电商渠道销售，茂名全市已形成“十万电商卖荔枝”的蓬勃局面。

    今年，林常珍开始要求兄弟俩不仅要懂卖，还要下地跟技术员学习如何种植管理。“年轻人不回来，荔枝产业再过三五十年会怎样，也很难讲。他们必须从头到尾都懂。”在林常珍看来，只有从头到尾都懂，年轻人才能真正接好这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