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方草木状》到中西花文化互鉴

    陈 曦

    岭南气候温暖湿润，四季花开不绝。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繁茂的草木，更滋养出一脉源远流长的花文化。从西晋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开始，岭南花文化便有了系统的文字记载。此后千余年间，岭南花事绵延不绝，清代“一口通商”使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园林艺术、岭南花卉与外销植物画作由此远播海外，促成了中西花文化的深度互鉴。

    名花有典的“文化根系”

    西晋时，曾任广州刺史的嵇含写下中国现存最早、内容完备的，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区域性植物典籍——《南方草木状》。书中记载了耶悉茗（素馨花）、山姜花、朱槿花、指甲花（凤仙花）、留求子（使君子）等八十余种花果树木。嵇含以细腻的文笔描绘花木的形态、习性、药用等，还记载了与之相关的南越风俗。这种将植物学观察与人文风俗相结合的书写方式，为后世岭南的花事传统奠定了“博物”与“人文”并重的基调。

    此后千年，文人学者延续了这一传统：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山姜花、倒捻子（桃金娘）等岭南花卉性状和食用方式；宋代苏颂《本草图经》深入探讨使君子、刺桐等花卉的药用特性；明代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将夹竹桃、扶桑等岭南花卉收入《花谱》卷；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以“花”“木”等诸篇详录南粤芳华。一部《南方草木状》，如一粒种子，在岭南沃土中生根发芽，开出了绵延千年的花文化之花。

    从宫苑到绘画的千年沉淀

    岭南花文化是由宫苑的营建、市井的烟火与画本的笔墨共同浇灌而成。岭南园林独具花卉飘香、树木成荫的南国特色。岭南园林最早可追溯西汉南越国时期，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四瓣花叶纹瓦当、空心砖上的花叶菱形纹，证明两千多年前的宫苑中已有花木装饰。五代十国南汉国时期再度掀起岭南王室园林建设的高潮，南汉高祖刘岩“缮营苑囿，想象十洲”，在城西筑芳华苑，在城南凿药洲仙湖。南汉园林大量利用奇花异石造景，康陵哀册碑文记载，园中“鹤立松巅，莺穿花坞，水石幽奇，楼台回牙”。广东省博物馆藏“芳华苑”铁花盆，盆身铸有铭文“供奉芳华苑永用”，是南汉宫廷花事繁盛的直接物证。药洲遗址至今尚存于广州教育路，九曜石上宋人铭刻犹在，湖石间花木掩映，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园林地面遗迹。南汉园林大量使用花卉与奇石造景，开宋代皇家园林“花石纲”之先河，岭南花文化由此完成了从实用到审美的第一次飞跃。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南汉，珠江南岸已有花农以种花为业。素馨在早期花市独占风光，宋代，地理学家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卖花人以竹丝贯穿素馨卖于市，“一枝二文，人竞买戴”。明清两代，广州花市渐成规模。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花贩从珠江南岸到五仙门载花入城，广州七座城门下各成花市，与罗浮药市、东莞香市、合浦珠市并称广东“四市”。春桃夏荷，秋菊冬桔，卖花声穿街过巷，花市最终演化为“行花街”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是广府年俗中最为温暖动人的篇章。

    岭南花文化在画家的笔下完成了从自然物象到文化符号的升华，并经由美术教育的薪火相传，影响至今。清代中晚期，以居巢、居廉（也称“二居”）为代表的岭南画家，将花文化与绘画艺术深度融合，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地域画风。“二居”曾客居东莞可园，园中花木繁盛，二人终日对花写生，独创“撞水”“撞粉”之法，以岭南乡土花木入画。后来营建“十香园”，园中种植茉莉、素馨、瑞香、夜来香、白兰、鹰爪等十种香花及草木，既是写生素材，也是岭南花文化的生动注脚。“二居”开创的“居派”花鸟画，一改此前花鸟画多摹仿前人的风气，以写生写实为旨趣，将大量乡土物产入画，拓宽了中国花鸟画的题材范围，树立起崭新的“岭南风格”。居廉在十香园开课授徒，高剑父、陈树人、伍德彝等先后受业其门。高剑父后来东渡日本，吸收西方绘画技法，提出“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主张，与高奇峰、陈树人共同创立“岭南画派”。岭南画派画家不仅继承了居派的写生传统，更将木棉（红棉）这一深具地域精神的花卉提升为重要创作题材，使岭南文化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

    美美与共的中西互鉴图景

    清代“一口通商”政策的推行，使岭南花文化从区域性的日常芬芳，跃升为全球性知识流动与审美对话的前沿。在这场对话初始，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扮演了关键角色。钱伯斯在两次到访广州后，在1772年出版了《东方造园论》，系统阐述了中国园林“自然与人工巧妙结合”的美学原则，认为中国园林追求的“如画”效果才是更高层次的造园理想。钱伯斯主持设计的英国邱园，便是他理想中“中国风”园林的实践。园中的中国塔、亭台楼阁以及大量来自中国的植物配置，使之成为“英中式园林”风靡欧洲的标志性案例。他的著作深刻影响了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欧洲风景园运动的发展方向。

    从18世纪中叶开始，广州花地的苗圃、海幢寺以及行商园林便成了欧洲植物学家、园艺师的“朝圣之地”。欧洲植物学家结合汉学与博物学，研究中国植物典籍，阅读中国历代对动植物的记载，如体现了艺术性与科学性的本草经、农书和花谱等。他们也进行田野调查，广泛调查中国各地区植物，逐渐形成较完整的植物分布图。

    随着植物采集的热潮，一种独特的艺术类型在广州勃然而兴——外销花卉植物画。这些画作出自广州外销画家之手，采用欧洲进口纸张，在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的精细线条之上，融入了西方博物画的写实技法，如约翰·里夫斯便收藏了《红梅图》。与纯粹的艺术创作不同，此时的外销花卉植物画往往需要同时呈现花、叶、果、种子的完整形态，有时还绘制花瓣剖面、花蕊细节，并标注中文名称乃至拉丁学名。可以说，艺术性与科学性在此交织，东方笔意与西方理性在此相遇。

    岭南花文化在中西互鉴的数百年历程中，既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也是全球知识流动的积极参与者。繁花不语，文明有声。这朵植根于岭南沃土的文明之花，将在跨文化对话的春风中持续绽放，香远益清，美美与共。

    作者系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