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接住超1000份生命托付

    6月的深圳闷热难耐，热浪打在脸上黏得人发慌。60岁的高敏背着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里面装着近期要对接的器官捐献志愿者资料，那是她的“随身档案库”。她快步走向医院，赶着去帮一个年轻人完成器官捐献。

    病房里，年仅33岁的小伙子被一场车祸夺走了生命，父母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希望他的心脏继续跳动、眼睛继续看见世间的美好。

    高敏是我国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入行已有20年，大家都喜欢叫她高姐。20年来，经她协调的器官与遗体捐献超1000例，经她协助登记的捐献志愿者过万人。“我的工作就是帮这些有大爱的人完成最后的心愿，能多挽救一个生命是一个。”高敏说。

    6月11日是中国器官捐献日。截至今年3月，广东累计完成器官捐献8677例，挽救了2.4万余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接住生命最后的托付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超739万人登记成为器官与遗体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协调员，便是通过协调捐献者、亲属、医院、殡仪馆这几方，让捐献顺利实现。

    在捐献者眼中，高敏是接住他们生命最后的托付之人。

    93岁的张小平是深圳大学退休教师，她与爱人携手在学校度过半生。老两口希望身后能“重回”学校——作为医学研究对象，帮助更多人。

    今年初，张小平老伴身体变差，生活无法自理，两人搬进了惠州的一家养老院。

    “我一直在等，害怕自己撑不到你们来，现在我就放心了。”房间里，张小平一笔一画在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签下名字。高敏握起她的手，两人互道感谢。

    从养老院出来，高敏眼眶湿润：“我们做得远远不够。”她常为捐献者的大爱而感动，也为自己关心、陪伴不足而难过。在她心里，捐献者早已成为她的“知交”。

    十多年前，高敏为文艺工作者刘幼雪和程芸平夫妻俩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交往中，她与年长几十岁的刘幼雪成为忘年交。

    2011年9月，程芸平在深圳辞世，捐献了眼角膜和遗体。“他们相扶相伴近70年，刘阿姨受到的打击特别大。”为此，高敏时常去看望刘幼雪，两人无话不谈。

    不久，刘幼雪身体抱恙前往北京治疗，但她时时想念深圳。2017年9月，刘幼雪病危，留下最后两句话：高敏来了吗？深圳的车到了吗？

    高敏赶到北京，在病房里吻别刘幼雪。而后她躲在病房里，一个人大哭一场。最终，经高敏多方协调，刘幼雪的遗体被护送回深圳大学医学院，与丈夫在深圳“团聚”。

    一份信任半生牵挂

    高敏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始于一次偶然。

    1997年，高敏因经常献血成了深圳市红十字会的“老熟人”。2005年，她作为志愿者值班时，接到一位母亲的来电：女儿因车祸重伤，已无生还可能，但器官都是好的，想留下来救人。经高敏协调，这位母亲完成了女儿的器官捐献。一个逝去的生命，最终让3名垂危的少年和4名眼疾患者重获新生。

    这次经历让高敏意识到器官捐献的意义。2006年，高敏的志愿工作转向器官捐赠协调。第二年，她正式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是我国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么多年，高敏的装扮几乎没变过：马尾辫、短袖衫、运动鞋，手臂上总挂着磨破了边角的手机袋。外人说她不爱打扮、生活简单，但她却说：“我非常富有，因为集万千人的信任于一身。”

    感念这份信任，她把托付变成半生的牵挂。

    15年前，本就是单亲家庭的思成失去了妈妈。为完成妈妈的心愿，13岁的他劝说亲属在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签了字。高敏至今仍记得，当时思成坐在病房外揪着头发难过无助的样子。之后，思成独自留在深圳读书，高敏和他像母子一样相处。思成考上大学，高敏还找到了爱心人士进行资助。

    如今，思成已成为一名医生，高敏仍称他为“宝贝”。“除了高阿姨没人这么叫我了，你知道还有个人惦念着你，就不能辜负她。”思成也曾一度没有方向，是高敏的关心让他感到温暖，知道妈妈离开后还有人在记挂自己。

    每次协调完成，高敏都会给家属留下自己的电话，以便随时接住他们的悲伤。对于她来说，协调员早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从不“劝捐”的协调员

    成为协调员之前，高敏已是捐献志愿者。她希望更多人加入志愿捐献的行列——当生命不能继续时，就以生命延续生命。但她也深知，很多病人越到生命后期，求生欲越强。“他时刻想着怎么活下去，如果这时劝他死后捐献，这很忌讳。”

    在高敏看来，协调员绝对不是“劝捐员”。“捐献者和家属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要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感情。”她说。

    有时，高敏还要“反向劝说”。

    不久前，她认识了十多年的朋友、退役老兵刘宝利身体状况不好，他担心自己“撑不过去”，便拨通了高敏的电话，希望提前签好器官捐献材料。作为朋友，高敏劝他不要胡思乱想，积极配合治疗。

    一周后，刘宝利的情况好转。高敏与深圳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特意买了鲜花去看望。

    正是这份尊重与共情，让高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们最信任的朋友。

    这些年，高敏明显感到，随着观念转变，登记捐献的人多了起来。但根据目前的规定，要进行逝世后的器官捐献，家属同意是必要环节。那些没有家属的人，仍很难完成心愿。

    不久前，一名退休教师找到高敏，想要登记捐献器官，却因没有亲属与指定见证人而没能成功。“为何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不了主？”高敏也深感无奈。

    最近，她四处联系，希望能推动有关方面合力找到更好的办法。

    现在高敏依然每天背着十几斤重的背包四处奔走，“要是放下包，年轻小伙子也追不上我。”她开玩笑道。

    对高敏而言，背上这个背包，就是接住一份份大爱，传递一份份新生。

    南方日报记者 刘汉能 卞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