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写给故土的情书

广东省美丽侨村——肇庆市高要区回龙镇赤水塘社区。     回龙镇供图

苏锦源。     受访者供图

李永福。     受访者供图

苏广明。     受访者供图

钟荣。       受访者供图

通过澳洲泰来公司带回来的侨批。    肇庆市侨联供图

海外侨胞返回故乡肇庆市高要区回龙镇。高要区侨联供图

    近日，《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好评如潮，影片所讲述的侨胞故事让人感动。广东省是中国海上贸易和移民出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省份，“阿嬷”的故事在许多侨乡都有上演。在肇庆市高要区回龙镇，同样珍藏着一封封跨越重洋的“家书”——它们不仅记录在纸张上，更融合在侨胞捐资建设的学校、医院里，还烙印在一代代侨胞、侨眷的记忆中。

    回龙人侨居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彼时，西江水患频繁，回龙一带生计艰难，最早一批乡民被迫以“卖猪仔”的形式被贩运至海外，在矿山和种植园里从事最艰苦的劳作。十九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回广东，回龙人开始有组织地向澳洲迁徙，形成了第一波移民潮。到了二十世纪初，淘金热退去，回龙华侨转而投身蔬菜种植和餐饮业，在悉尼、墨尔本等城市周边开垦菜园，种植菜心、白菜、芥兰等“唐人菜”。如今，回龙籍侨胞已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澳大利亚最为集中，仅澳洲一地就有约2万人；此外，智利、秘鲁、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地也活跃着回龙人的身影。

    百余年来，回龙侨胞代际变迁。第一代华侨多是“候鸟式”的漂泊者，他们在海外赚钱后，以侨批形式寄回家乡，但大多终老异乡。到了第二、第三代，侨胞开始在海外落地生根，开餐馆、办农场、成立侨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移民政策放宽，新一批回龙人大多通过家庭团聚、留学等渠道走向世界，他们不再迫于生计，而是带着厨艺、手艺和商业头脑开启生活新篇章。如今，侨胞代际已发展到第四代、第五代，他们大多数在海外出生成长，很多人不会讲或讲不好家乡方言，但每逢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他们依然会跟着长辈回到家乡扫屋祭祖。正如在智利拉塞雷纳开中餐馆的苏锦源所说：“我们不是离开，而是把家乡的味道与习惯，都装进了智利的餐厅。”

    回龙华侨无论走多远，始终不忘故乡。他们对家乡的贡献，可以追溯到百年前。1915年，高要遭遇“乙卯大水灾”，旅外华侨闻讯后，纷纷捐款赈灾；1922年，侨领黄泽南、旅澳华侨陈少霞和旅马华侨苏声显发动华侨筹集60多万元，兴建宋隆水闸，使42万多亩农田免受洪水之患。改革开放以来，侨胞更是踊跃捐资，支持回龙卫生院建设、修路造桥、修缮宗祠、捐建学校。侨领黄汉元说：“他们大多数人生活并不富裕，部分甚至只是农场种菜的菜农，但他们为支援家乡建设，都毫不吝啬地将赚来的几十、几百元捐献出去。”

    如果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观众看到了侨批中的情义，那么回龙人的情义则写在一笔笔侨汇、一座座桥梁、一间间学校里，也写在一段段尚未被遗忘的记忆里。“高要回龙侨乡故事数据库·侨乡记忆活化实验室”面向全球征集回龙侨胞故事，以口述实录等形式，重新活化侨乡记忆。这些故事与电影不同，不是艺术的再现，而是真实发生的过往。

    撰文：王焌鑫

    整理：王焌鑫 刘宇恒

    肇庆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回龙镇文化资源挖掘与活化利用研究》课题组

    黎槎村小伙成了智利中餐厅老板

    根在回龙 心向世界

    大家好，我是锦源，来自肇庆高要回龙镇的黎槎村。1977年，村里第一批“勇闯智利”的老一辈踏上了南美大陆，如今已有上千乡亲在那里扎根。我的故事，也从小村庄开始。

    1997年，21岁的我，只身一人飞向智利。先跟着表叔学做餐馆，6年学徒，3年帮厨，2004年回乡相亲结婚后，和太太在旅游城市拉塞雷纳开了自己的店。智利人爱吃清淡、不喜重口，我们广东菜系自然对口。从自己炒菜，到后来厨房、服务生各七八人，一盘牛肉煮辣椒、蔬菜鸡肉、云吞、春卷，喂饱了半座城的邻居。

    家在哪里？家是跟着锅铲走的地方。我的两个孩子在智利出生，大的18岁，小的14岁。他们只会一点家乡话，日常都是说西语，习惯智利生活，但家里还是吃中餐——虽然他们常自己另做。每年过年、清明，我们一两年回一次肇庆，还在肇庆市区买了房。比起客家人留老小在乡，我们广府人更爱拖家带口，锅碗瓢盆一起漂。

    每逢春节、中秋、当地国庆日，智利首都的中华会馆都会烧烤聚会。高要乡亲全靠微信群联系。南北半球一颠倒，有些年轻人做“候鸟”——半年智利，半年广东，赚了钱回乡看病、养老，毕竟国内医疗更安心。智利地中海气候舒服，老人更爱住那儿。

    如果你问我中餐怎么火起来的？在智利当地流传一种说法：当年一位华人偶遇记者，当场炒了一盘菜，记者惊呼并登报，中餐从此成了“有钱人才能吃的”奢侈品。智利是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伊基克港的免税区，也最早留下华人的脚印。

    “中国好靓，更厉害。”我女儿洁仪说道。她今年14岁，8岁时第一次回到家乡回龙镇的黎槎村，后来我们又带她去了桂林、广州、佛山等地游玩。这几年回来发现变化巨大，高铁又舒适、又快捷。有趣的中国很吸引洁仪，让她坐30多小时飞机也愿意。日常生活，她教爷爷西文，爷爷教她中文。她说以后想在中国、澳洲、智利工作——等她决定，我们都支持。

    我们不是离开，而是把家乡的味道、语气、节气，都装进了智利的餐厅。回龙是根，智利是家，中餐是我们写给世界的情书。

    悉尼舞狮领队的归乡路

    以舞狮为桥梁 传承文化根脉

    我叫李永福，现在生活在悉尼西北区，做房产中介，每天都要跟各国人打交道，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与文化。但今天想聊聊我的根——肇庆高要回龙镇。

    我们家很早就“出海”了。曾祖父那辈就去澳大利亚淘金，但那时回来了，家里还留着清朝年代的老照片。1988年，我爸爸先过悉尼，跟姨妈种菜。再过两年，我和妈妈、妹妹也跟着过去了。那时我才十岁，在回龙镇的小学读了一年级就出国，到现在还记得和小伙伴在村子里挖草根、抓青蛙的调皮事。

    初来乍到，语言不通，但好在学校配了翻译。那时，我很喜欢看李小龙、成龙，就模仿电影偷偷练习“防身”，直到长大成人，才有机会学习真正的武术和舞狮。

    我的武术师傅并不是中国人，师爷也不是，但他们都师从少林寺。所以，我对少林寺也十分向往。2018年，我开始学舞狮，现在成了狮队领队，带着外国人、越南裔、华裔一起玩，每年春节、国庆都会表演舞狮。值得骄傲的是，我们还曾给澳大利亚的总理、省长表演过。

    虽然十岁就离开家乡，但我几乎每年都回肇庆高要回龙镇。清明祭祖、修祖宅屋顶、吃茶果……这几年回来，发现村子变美了，雨污分流也做好了，宋城墙也修得很靓。

    我妈妈腿不好，但她总想回来看。我也打算退休后回到家乡、回到肇庆。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节奏慢的人，像肇庆一半山水一半城就很适合我，买个小房种点菜，返璞归真。

    我三个孩子都在澳大利亚出生，只会讲英语，能听懂粤语但不说，这比较遗憾。唯一让他们主动想回高要的，就是舞狮！

    回来的时候，他们跑去跟村里的狮队打鼓、采青，玩到深夜。今年我还带他们认了族谱、修了祖宅。我跟他们说：“你们对故乡马虎了，下一代就不知道根在哪了。”

    未来我不仅想回到故土，还想组织海外华裔青少年回高要做舞狮交流，让后辈与家乡多一点联系，多一点了解，也希望他们看看，家乡也从泥路小村变成了美丽乡村。

    守护回龙华侨的共同记忆

    一纸侨批 百载信义

    我叫苏广明，是澳洲侨企泰来公司回龙办事处的参事。最近的大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一个专门帮助华侨汇款、寄信回乡的机构“批局”，它和我们企业的运作比较像，都是服务外出打拼的乡亲们。直到今天，泰来公司仍然在运作，承担着连接海外华侨与故土的重要角色。

    我们企业创立于1887年，由最早一批旅居澳大利亚的回龙乡亲自发筹建。那个年代，西江水患频繁，回龙一带生计艰难，很多高要人背井离乡，到澳大利亚谋生。有人种菜、有人开餐馆，日子虽然艰苦，但家乡亲人始终是温暖的慰藉。

    当时交通不便，还没有飞机，两地只能靠船运往来，一来一回要两个月。而且官方侨汇渠道也不完善，寄一封信、带一笔钱给家乡的亲人都很困难。

    于是乡亲们就开始依靠彼此，比如说我公爷回国，就帮其他同乡把书信、钱款顺路带回来，转交给他们的亲人。久而久之，这种互助方式固定下来，泰来公司也随之发展起来。

    后来，我们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在回龙设立了办事处，与澳大利亚的总公司共同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跨国信托网络，主要负责帮助在澳的高要乡亲传递钱款、书信和物品，也承担着沟通信息、联系乡亲的作用。比如家乡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村民也可以通过办事处与澳洲那边的亲人取得联系。

    我觉得泰来公司能够成立并且延续至今，靠的不仅是逐渐完善的制度，更是一种乡里之间的信任，以及共同的乡土记忆。大家是同一个地方出去的人，对彼此有天然的认同感，对重返故土有同样的期盼。正因为有这种乡情，即使跨越重洋，很多事情也有人愿意帮你办。

    泰来公司见证了回龙华侨一路走来的历史，见证了华侨怎样靠着信义和互助，把一个个离散的家庭重新连接起来。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像是在守护一段属于回龙华侨的共同记忆。

    “华人农业协会”背后的奋斗史

    一亩唐人菜 万里抱团心

    我是高要松塘村的钟荣，是较早一批移居澳大利亚的高要华侨。我们到澳大利亚后主要工作就是种菜。

    在悉尼等城市都有我们的菜园，主要种植“唐人菜”，也就是符合华人饮食习惯的蔬菜，比如菜心、白菜、小棠菜、芥兰、菠菜、西洋韭菜等。我们一边参照家乡的种植经验，一边摸索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逐渐形成了规模化，专业化的“唐人菜”种植模式。因为蔬菜的品种独特、品质优良，所以当地的澳洲人也很喜欢，有的家庭甚至每周都会吃一次“唐人菜”，我们也逐渐打开了本地市场。我们还借用水培技术，种植反季节蔬菜，让市场一年四季都有新鲜供应。

    当时在澳大利亚的高要菜农大多不会英语，平时种菜没问题，但如果想了解政府政策、维护自身权益等，就很困难，有时还会影响到蔬菜交易。所以在1989年，高要菜农联合起来，成立了“华人农业协会”。协会中90%是高要人，剩下一部分有香港人、中山人等。我们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团结同乡、维护共同利益，让高要菜农能在澳洲站稳脚跟。

    协会成立后，主要充当沟通桥梁，代表很多不懂英语的菜农与澳大利亚政府机构沟通，帮助大家处理政策、市场、经营上的问题；也承担着促进信息交流与技术共享的功能，帮助新侨民更快适应行业规则与市场环境。

    “华人农业协会”像是高要华侨的一个“大家庭”，大家在异国他乡互相扶持、彼此照应，慢慢在当地农业体系里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被当地社会所接纳，完成了一种跨越文化边界的“味觉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