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共此诗”:2026国际青春诗会的京粤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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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诗人在广州同游粤剧艺术博物馆。 霍小聪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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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诗人登上八达岭长城。 北京市文联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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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长城诗会落幕时分,埃及翻译家米拉·艾哈迈德紧紧拥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向阳,深情告白:“谢谢我的第二故乡——中国。”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案前,埃及翻译家梅·阿舒尔俯身,以中阿双语写下“我和中国是永恒的故事”,笔尖流淌的热忱令人动容。
2026年5月,这场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从珠江之畔启程,一路北上至首都北京。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40余位青年诗人、汉学家,与40余位中国青年诗人、10余位中阿特邀诗人,用诗歌完成了一次深度的文明对话。
十天里,诗人们走进博物馆、科技园区、大学校园,登上八达岭长城,造访故宫博物院,在雄关之上共诵文明和声,在红墙黄瓦间感悟古都底蕴。他们交换的不仅是诗句,更是对传统与现代、诗歌与未来的共同思考。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刘长欣 记者 赵媛媛 见习记者 石耿珲
“一首流动、隽永的长诗”
对于突尼斯诗人安瓦尔·本·侯塞因而言,长城是北京给予他的第一份厚重礼物。与广州的惬意不同,北京的雄浑肃穆让他感到震撼,“任何从小就对长城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觉得,能来到这里特别幸运。”
当天的长城诗会融合了民族器乐演奏、诗歌朗诵、乐舞、太极、童声合唱等多元艺术。何向阳与埃及翻译家米拉·艾哈迈德共同登台,伴随着悠扬的管弦乐,用中阿双语交替吟诵诗歌《长城》:“也许该组织一支乐队/在两千年的青砖之上一字排开/与星空的对谈就这样开始。”米拉走下舞台时,难掩激动地表示:“我的灵魂好像回来了!”
实景展演中,诗人们在不同点位聆听了琵琶、洞箫、箜篌等民族乐器演奏。中阿诗歌连诵《炉火》《水无定信》《看不见的棒针》等作品,让诗意浸润在来来往往的游人心间。当晚,诗人们还夜游长城,在光影交织的城垣上交流创作体悟。此情此景,令摩洛哥诗人阿卜杜哈迪·鲁迪想起自己的祖国。“中国与摩洛哥都是历史源远流长的国家,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元代就到访过泉州、广州、杭州。”
而在几天前的广州,诗人们感受到的,则是另一种气质。这是米拉第三次来到广州。此次旧地重游,她在诗歌《广州 花之城》中写道:“我献上我的爱、我的思念和我的吻。我会用你阳光的丝线编织新的梦想。”
在广东文学馆,米拉站在“鲁迅家”展厅前激动不已。《狂人日记》是她翻译的第一本书,后来她又几乎译完鲁迅全集。她觉得,自己和鲁迅先生有缘分。
中国诗人王江平一路从广东来到北京。他说广东比较潮湿,清新、随和、开放;北京则干爽得多,正派、雄浑、肃穆。两种气质,各具诗意。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森总结道:“这次诗会本身就是一首流动、隽永的长诗。”面对中阿青年诗人,他声称,“活生生的人的心跳、体温、触觉,甚至粗糙和不完美,才是诗歌打动人心的力量。”
“桂花树”与“长城砖”的对话
2018年,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到访广州,种下一棵以他名字命名的桂花树。他说,这是世界上第三棵以“阿多尼斯”冠名的树。“我把属于我的一部分留在了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是阿多尼斯作品的首席译者,也是那次活动的见证者。
阿多尼斯在诗集《桂花》中写道:“诗人了解的中国,不是线条的纵横,而是光的迸发。”薛庆国相信,正如广州的怀圣寺、阿拉伯商人后裔的蒲氏宗祠曾经见证了中阿文化交流渊源一样,“这棵桂花树也会成为新时代中阿友谊的新标志”。
在深圳,诗人们还参观了腾讯、华为等高新科技企业和特色书店。摩洛哥诗人苏凯娜·哈比卜拉在参观后感叹:“我本以为科技只是关于未来,但在这里我发现,它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传统。你们在向前走,却没有丢掉自己的根。”
在北京,巴勒斯坦诗人雅赞·塔米米和中阿诗人们一起登上了八达岭长城。站在“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石碑前,他抚摸着斑驳的城砖说:“这简直是奇迹!景象无比壮观。现在,我也是个‘英雄’了。”
何向阳在长城诗会上将自己的诗集《如初》赠予米拉,而米拉正是这部书的阿拉伯语翻译者。她和何向阳拍了一张合影,在朋友圈写道:“两个文明,两种文化,两颗心相拥,彼此承载着所有的爱。”
诗会期间,中阿诗人还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围绕诗歌创作、翻译技巧与师生展开互动交流。他们还参访了故宫博物院,走进北京市珐琅厂体验景泰蓝制作技艺,赴国家大剧院观看舞剧《王阳明》。在红墙黄瓦与匠心非遗之间,他们读懂了中国的另一面。
王江平期待着和阿拉伯诗人同题作诗,然后互相誊写手稿。“我用中文誊,对方用阿拉伯文誊,交换留存。这种现场手稿是有温度的,代表着永久的私人情谊。”
中国诗人苏烛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份情谊。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摊前,他写下:“我们像是两根火柴挨在一起,就形成了世界上最小的篝火。”他说,这恰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诗意呈现,中阿诗人以诗相会、碰撞火花,让诗歌跨越国界与语言,连接起每一个“远方的人”。
“诗歌可以治愈灵魂”
被问及诗会留下了什么时,王江平的答案是“经历”,“实实在在地和阿拉伯诗人打了交道,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
谈到对阿拉伯诗歌的印象,中国诗人彭杰说:“用阿拉伯语阅读诗歌时,节奏的力量非常震撼。”他从中感受到的,是阿拉伯诗人身上有着“内心的终极目标和寄托”。
埃及汉学家哈赛宁曾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这次再登八达岭,令他感慨颇深。他注意到,许多阿拉伯诗人以前读过中国文学作品,但因为没有亲身来过中国,理解上会有些隔阂。而这次青春诗会行程,让他们更深入地感受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
关于诗歌与未来的讨论,在诗会中从未停止。关于AI写作是否会取代诗人的问题,苏凯娜坦言:“我从未用AI写过诗。诗歌会一直存在,因为我们是活着的、有生命的人,我们不只是由物质构成,诗歌可以治愈灵魂。”
巴勒斯坦诗人雅赞对科技的态度更为复杂。他说:“科技可以在我生病时治愈我,但同时也可能被用来伤害人。我对此深感矛盾。”在他看来,AI能提高效率,但如果人们分不清“写诗”和“生成文本”的区别,诗歌就会沦为“产品”。
中国诗人吕布布认为,AI写不出那种具体的、有人情温度的场景。例如,“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单纯的眼神、身体的温度等很人性的瞬间,是AI达不到的。”
何向阳说,诗歌的传统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历久弥新的精神火种。“不懂传统的人,无法真正拥有未来;而敢于对传统进行重新解读的人,才是真正尊重传统的人。”
“尽管大多数人听不懂阿拉伯语,但从他们的表情、用词、对诗歌虔诚的态度里,我们感受到了诗歌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引用诗歌界的说法:“诗歌是翻译中失去的部分。不是说翻译不好,而是诗有时候不可译,很难译。心灵的复杂、世界的丰富不是一句诗可以尽数的。”他又借王昌龄的诗句作结,“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座谈会上,部分诗人向馆方捐赠了著作与手稿,为文学研究留存了珍贵资料。“交流已经开始,就没有人可以中断。”谢有顺说。这场青春诗会留下的,不只是诗。那些约定、期待与拥抱,已在两国青年诗人心中种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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