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

    田东江

    世界读书日要到了。网上经常看到有人晒自己的书房，也许是看过几次被精准推送了吧。有的看上去不免令人哑然失笑，书架上的书，往往能折射出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有的书品较高，但塑封都没拆开，纯粹作为摆设。还有的自诩藏书上万册，而照我的6000余册来比对，他那里其实2000册都没有。当然，对这些不应该过于挑剔，聊胜于无嘛。

    古代的文人或读书人往往都有书斋，留给后世的斋号或堂号数不胜数，其所名之，未必是狭义的书房，多数可能还包括住房。现代人住得宽敞了，往往要装修一间书房，尤其在高校教师的家庭里，几乎是标配。记得《南方都市报》早些年有个栏目，每期都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介绍一名文化人的书房。古人的书房肯定也很多，但记录书房“实景”的文字似不多见。如黄遵宪的“人境庐”等，“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从五步楼十步阁，望百步长江”，描写外观的多，写意的多。南都那里集腋成裘，倘若攒成一部“书房志”，也算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明朝归有光的“项脊轩”，应该就是书房。他有一篇《项脊轩志》，说“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不仅小，而且条件非常之差，“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稍为修葺之后，房顶不漏了，加上“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为什么说这是书房呢？因为轩内首先有“借书满架”，归妻亦“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足证项脊轩的功能肯定并非卧室。我们都知道，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归有光仍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文章被称作“明文第一”。他虽然“力相抵排”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但王世贞却“心折有光”，为之赞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把他与“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

    与项脊轩的简陋相对应，史上最讲究的书房也许是隋炀帝的。虽然历史上的隋炀帝给人留下了暴君的形象，但这个人很爱书，爱读书，爱撰述且很有水平，也是得到公认的。其为扬州总管时，即“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当上皇帝以后更不用说了，“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都修撰些什么呢？“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他还把皇室旧有的三十七万余卷藏书，“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重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其正御书皆装剪华净”。《隋书·经籍志》说，这三品书的装帧都非常不同，“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载有炀帝书房的具体形态：“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妙的是“上有二飞仙”操纵锦幔，通过“户外地中施机发”。也就是说，炀帝来的时候，“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户扉及厨扉皆自启”；走的时候呢，“则复闭如故”。这意味着，在公元七世纪，炀帝的书房至少在窗帘环节已经实现了自动化。

    书房是用来读书的，司马光平时就多在他的“读书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增强修养提高素质什么的，是读书所能达到的目的之一，但倘若把读书的功能看得神奇无比，在隋炀帝面前就会碰一鼻子灰。他即位时的诏书大力崇尚节俭，说什么“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然而仅仅为了装点自己的仪仗队，民间就被他骚扰了个鸡飞狗跳。炀帝每出游幸，“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装点达三万六千之众的仪仗队，很需要些羽毛，没问题，“课州县送”。于是，“民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毦之用者，殆无遗类”。乌程那里有棵大树，高逾百尺，“上有鹤巢，民欲取之”，上不去，“乃伐其根”，结果“鹤恐杀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这当然是个神话，但由此亦见时人、时动物的愤懑。单此一项，“所役工匠十万余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与俭字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所以唐太宗看《隋炀帝集》时，欣赏之余又感到不解：“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何其反也？读书就是读书，不要神化它的功能，对非皇帝类的人来说，“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现象，前人也早就总结归纳了。

    最后表白，自家也有一间书房，所购之书皆有必读的打算，虽阅读速度跟不上购书速度，然心实往之，亦在不懈努力。书房号“不求静斋”，取明朝胡居仁“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之语意。东施效颦，识者勿笑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