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斩杀线”看美国经济政策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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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涵
●当美国政府将民生保障视为财政负担时，福利制度就从“安全网”退回到了“审判台”，受助与贫困异化为尴尬与不堪，这种“一手给富人开绿灯，一手给穷人设路障”的政策逻辑，将无数美国普通人与普通家庭推向“福利悬崖”
●如果美国无法打破“奖励资本、漠视贫困”以及“公域贫瘠、私域奢靡”的政策怪圈，那么“斩杀线”将持续割裂美国社会
“斩杀线”一词最初是电子游戏中的术语，指角色的生命阈值低于一定比例，就会被对手一击必杀，几乎没有“回血”余地，直接被淘汰出局。2025年岁末，“斩杀线”在中文互联网迅速发酵，用来描述美国普通人和普通家庭的经济紧张状态。他们往往会因为一场变故——如失业、重病或意外支出，就陷入不可逆转的深度困境与痛苦挣扎，甚至可能沦为无家可归的人。这暴露出美国民生保障弱化之困，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美国经济不平等与系统性风险的广泛讨论。
近些年，美国民生困境体现在诸多方面，涉及就业、住房、医疗、教育、贷款欠债、贫困与饥饿、无家可归者等。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约有77万人无家可归，比上一年增加了约11.8万人；2025年11月，美国失业率约为4.5%，这是自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失业率。
“斩杀线”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
“斩杀线”的产生并非阶段性、偶发性的政策失误，而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强化政府干预和扩大公共支出为重要抓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难以解决美国经济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通过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名声大噪，多任美国政府将其核心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予以实施。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具效率，因而反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强调竞争机制的重要性，凸显了对资本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推行“第三条道路”，即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在施政过程中更突出对市场原则的运用，从而被视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妥协。至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逐渐成为美国两党达成的重要共识。
总体来说，降低富人和高收入者的税负以及削弱社会福利保障，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两大支柱。这两项政策彼此叠加，在显著激励资本积累与私人财富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再分配功能萎缩、个体抗风险能力下降与社会阶层固化等负面问题。更进一步说，这也为美国“斩杀线”现象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一手给美国富人开绿灯”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对富人和大企业减税、提供税收优惠，可以显著降低投资成本和生产成本，提高资本回报率，从而促使企业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扩大投资和提高产能。在这一设想中，企业在实现利润增长后会进一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纳更多劳动力。基于此种经济认知，美国政府相继出台的联邦立法在过去几十年大幅降低了对精英阶层与大企业的税收，加速了顶层的财富积累。统计数据显示，1955年拥有最高收入的美国人承担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税率为91%，2011年则下降至35%。
从结果看，这种“劫贫济富”式的减税立法反向调整了收入再分配格局，使财富更容易向上集中，呈现出“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比如，总体而言，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在2025年第三季度持有约55万亿美元的资产，大致相当于底层90%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往往会推高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并令政府选择长期举债弥补赤字。而这种财政困境往往会以更隐蔽的方式转化为对普通美国人的压力，例如通过上调对工资收入的相关税费，或增加带有消费税性质的各类税费，从而造成“税负下沉”。尤其是依靠工资生活、日常支出占比较高的美国普通家庭，无形中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政府财政压力。
“一手给美国穷人设路障”
“斩杀线”现象的出现还同美国政府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紧密相关。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福利会扭曲市场激励机制、降低经济效率、助长依赖文化并挤占私人投资空间，同时，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进而增加财政赤字。因此，美国政府总体上是控制社会福利支出，社会保障更多被定位为有限救助而非普遍性权利。
此外，削减社会保障支出同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贫困观念也不无关系。学界认为，美国社会具有两种类型的贫困认知。一种认为具有劳动能力但不愿干活的贫困者，简言之即“懒汉”，是“不值得帮助的人”。贫困是个人责任，而政府不应该过度介入，公共救助最多只能提供临时性的、最低限度的援助，并通过资格审查、工作要求与时间限制来防止“依赖”。另外一种则认为，那些并非因个人过错或懒惰而陷入贫困的人，才是“值得帮助的人”。例如那些因年老、残疾、重大疾病或战争伤残等原因而削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遭受经济危机等明显外部冲击的人才是需要政府帮助的。在以上认知框架内，社会福利被视为政府在履行责任，并对被帮扶者提供更为稳定、持续且有尊严的社会保障，以弥补其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收入能力的结构性劣势。正因如此，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往往强调“应得性”。诸如“你没资格花我赚的钱”这类观念，反映了美国社会对通过税收实现收入再分配与扩大社会帮扶的戒备与抵触。从结果看，这实则增加了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并对不需要帮助的富人给予了更多扶持。2020年，美国政府花费了约1930亿美元来补贴有房者，却对低收入家庭仅给予530亿美元的直接住房补贴。
可以说，美国社会中这道冷硬的“斩杀线”，是美国政府施行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为富人减税不断侵蚀公共财政的根基，政府不仅严重削弱了通过税收这一政策杠杆调节经济不平等的能力，更造成了社会财富加速向顶层集中。另一方面，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投入却明显不足，甚至成为摧毁普通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美国政府将民生保障视为财政负担时，福利制度就从“安全网”退回到了“审判台”，受助与贫困异化为尴尬与不堪，这种“一手给美国富人开绿灯，一手给美国穷人设路障”的政策逻辑，将无数美国普通人与普通家庭推向“福利悬崖”：向前一步是“跨越后的坠落”，当家庭收入因加班、调薪或职业更迭而略微超过规定阈值时，医疗、住房及托育等关键性补贴往往会断裂式取消；原地踏步是“停留崖边的恐惧”，为了规避失去保障带来的财务风险，许多家庭往往不得不主动限制收入增长，将生活状态锚定在福利线以下。
如果美国无法打破这种“奖励资本、漠视贫困”以及“公域贫瘠、私域奢靡”的政策怪圈，那么“斩杀线”将持续割裂美国社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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