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中文藏书的文明互鉴意义

    陈恩维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自澳门进入广州，自入华起，他便开始系统购藏中文书籍。至1824年首次回国时，已将900余种、逾万卷中文典籍带回英国，后入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马礼逊常被视为传教士或语言学家。但若仅从宗教传播或语言研究的角度理解其历史角色，容易忽略他所从事的一项更为基础、也更具长远影响的工作——以藏书为中心的中国知识实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礼逊的中文藏书不仅是个人兴趣的产物，更构成了一种理解中国、文明互鉴的实践方法。

    另类的“珍本”：一种实用取向的中文书库

    不同于以经史子集为中心的传统藏书体系，马礼逊所搜集的中文文献呈现出鲜明的实用取向。其藏书中，中医医书、佛道典籍、政书地理与通俗小说占据相当比重，而儒家经学反而并非主体。这一结构本身就指向一种不同于书斋式汉学的认识路径：他关注的不是抽象义理，而是中国社会如何运作、知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

    其中，中医文献在其藏书中的位置尤为引人注目。中医并未被马礼逊视为“异端之术”，而是被当作一套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加以理解和整理。这些医书为他理解中国人的身体观念、生命伦理及其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入口，也成为西方社会早期认识中国医学的重要文献基础。可以说，中医构成了中国知识走向世界的一条现实而具体的路径。

    这种藏书结构并非偶然，而是由其语言学习、传教实践和跨文化沟通目标共同塑造的结果。正是这些长期被忽视的“非经典”文献，使马礼逊得以深入把握中国社会的日常语言、生活秩序与知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看，马礼逊的藏书并非为“珍稀”而藏，而是一种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工作书库”。

    从藏书到用书：语言学习中的知识转化

    马礼逊的藏书并非静态收藏，而是被持续投入到翻译、写作和知识生产之中。语言学习是这一实践的起点。为尽快掌握汉语，他并未拘泥于文言经典，而是广泛利用小说、尺牍、蒙学读物等文本，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语言教材。

    在《华英字典》《中文会话及凡例》等著作中，马礼逊大量引用通俗文学和日常语料作为释义与例句来源。《红楼梦》《西厢记》《好逑传》等作品，被反复用于词义说明和句式示范。这种基于真实语境的学习方式，使语言训练与社会文化理解紧密结合，突破了早期西方汉语学习中过度依赖经典文献的局限。

    同时，部分藏书还被直接用于社会交往和实际写作。例如《酬世宝要全书》作为一部书信范本，不仅帮助其理解中国礼俗，也被用于处理外交往来与文书写作。这表明，马礼逊的藏书始终指向“使用”，而非单纯保存。

    在编纂《华英字典》时，他将中国传统训诂资源与西方百科知识并置使用。例如在对“妖”字的处理上，既参考《康熙字典》的多重释义，又引入西方自然史与神话学的解释框架，从而在词典中形成一种跨知识体系的对照结构。这并非简单翻译，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知识重组。

    以文献为基础的“理解中国”

    在掌握语言之后，马礼逊迅速将藏书转化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资源。一方面，他以中文撰写和翻译西学著作，完成首部中文全译《圣经》，并通过《西游地球见闻》等作品，以中国读者熟悉的体裁介绍西方知识；另一方面，他又以英文撰写《中国文集》《中国杂记》《中国大观》等著作，系统呈现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学与社会现实。

    同时，他持续在《中国丛报》《广州纪事报》等在华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使其藏书中的中国知识不断进入西方公共视野，成为当时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信息来源。在这一过程中，马礼逊通过文献阅读、翻译与再写作，在中西知识体系之间发挥了稳定而持续的中介作用。

    藏书中的批注和使用痕迹，清晰呈现了这一过程。例如，其所藏《康熙字典》书末留有明确的阅读完成日期；而在《华英字典》中对“妖”字的处理，则实现了中国传统解释与西方知识体系之间的有效对接。这些细节表明，马礼逊是通过具体文献来“理解中国”的。

    从中国到世界，再回到中国

    马礼逊藏书在中西之间发挥的，并非单向传播的作用。中国知识在西方语境中被重新分类和阐释，西方的研究成果又反向影响了中国学界的认知。

    马礼逊藏书中的《花笺记》的跨文化传播便是典型例证。这部原本并非经典的广东木鱼书，经马礼逊的打字工汤姆斯翻译后进入欧洲知识界，陆续出现多语种译本，从而跻身“世界文学”的行列。更重要的是，这一传播过程又反向影响了中国学界。20世纪初，郑振铎、柳存仁等学者在海外图书馆重新发现《花笺记》，并在研究中吸收了国际汉学的成果，使该作品获得新的学术位置。

    总体而言，马礼逊的中文藏书以语言学习为起点，经由翻译、医疗和写作实践，推动了中西知识的双向流动，并最终沉淀为跨越国界的知识遗产。其价值不在于单向“输出”或“输入”，而在于激活了一种以文本为基础、以理解为目标、以双向互动为前提的知识环流机制。今天，当我们重新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更好走向世界时，马礼逊藏书所体现的这一方法仍具有现实启示意义：文明互鉴并非抽象命题，而是建立在具体文本、耐心实践和持续对话之上的长期过程。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院长、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伦敦大学马礼逊藏中国典籍叙录、珍本复制与传播研究”（批准号：25ZD&07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