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前夕,父亲捐髓救女
一颗“生命种子”的亲情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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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超隔着玻璃窗看着女儿蒽蒽。南方日报记者 郑新洽 摄 |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7岁的蒽蒽牵着母亲大美的手,缓缓走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内科移植病房。
身后,是她待了一个月的无菌病房。
眼前,是熟悉的阳光与回归正常的童年。
这个儿童节,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送给蒽蒽最珍贵的礼物——重生。
●南方日报记者 厉思璇
闻所未闻的疾病
蒽蒽的病来得猝不及防。
今年1月底,还在盼望春节穿新衣的蒽蒽,突然头晕、恶心,身上布满瘀斑。
当地医院怀疑蒽蒽患了白血病,经过转诊检查,罹患白血病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但是,蒽蒽却患上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疾病——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下称“再障”)。
如果把骨髓比喻成人体中的“造血工厂”,那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便是造血的“种子”,能够发芽、生长、成熟,源源不断地为人体输送血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等“产品”。
一旦确诊为再障,就好像是工厂发生了“停工”,血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产值”也会下降,甚至“停产”。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兼血液内科主任王顺清介绍,再障按照血常规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或网织红细胞减低严重程度,分为非重型和重型。重型再障患者这三项指标均明显降低,常伴有严重感染、出血和贫血,从而危及生命。
极重型再障是重型再障中最严重的一类,病情发展迅速,死亡风险极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治疗,3个月内死亡率高达90%。”王顺清说。
目前,造血干细胞移植成为挽救患者生命的重要手段,而快速找到合适配型的造血干细胞是挽救蒽蒽生命的唯一选择。
造血干细胞移植遵循优中选优原则,其成败的关键之一是白细胞表面抗原(HLA)配型问题。亲缘供者中,同胞兄弟姐妹可以达到HLA基因完全匹配(即“全相合”)者是最佳的移植供者。
蒽蒽姐姐因身体原因无法捐献,而从中华骨髓库寻找完全匹配的非血缘供体,过程复杂、等待时间较长,远水解不了近渴。
早在13年前,王顺清团队在华南地区率先开展了亲缘单倍体相合(下称“半相合”)供者移植治疗重型再障的临床工作,成功为配型位点不完全相合的重型再障患者开展移植治疗。
“我和妻子没有一刻犹豫,只要能救女儿,立刻去做。”蒽蒽父亲温超与蒽蒽HLA配型6/12,符合亲缘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条件。
4月8日,温超躺在手术床上,200毫升骨髓被缓缓抽出后,再采集外周血干细胞。那种被抽空的钝痛,如同从身体里扯出根来。
温超咬牙没出声,心里却翻涌不已:女儿将要承受的痛,是他所经历的百倍、千倍。
翘首以盼的重生
蒽蒽进入了移植病房。这是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无菌房,光线冷白,将她与外界彻底隔开。
为了移植成功,王顺清团队需对蒽蒽进行“预处理”,通过化疗药物清除她体内原有的造血细胞和免疫细胞,为新的造血干细胞腾出“空间”。
从温超体内取出的一袋袋“生命种子”,被输进蒽蒽的体内。不久后,这些“种子”顺利地在蒽蒽体内“生根发芽”。但这并不意味着胜利。
由于移植后的免疫系统尚未重建,任何微小的感染、排斥反应都可能会前功尽弃。因此,蒽蒽需要在无菌环境中继续观察,才能判断移植是否真正成功。
刚进病房时,蒽蒽对陌生环境充满戒备。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内科层流病房护士长马灵甫回忆,蒽蒽最初经常因为肚子痛、呕吐、抽血而哭,但从不挣扎,总会在护士和母亲的安抚下慢慢平静。相比其他同龄患儿,她是一个“好哄娃娃”。
“等血细胞长好了,就可以出去啦!”大美常用这句话安慰蒽蒽。
为了降低半相合移植带来的副作用,王顺清团队探索建立了一种新型预处理方案,既降低排斥反应发生率,又能更好地保留患者的性腺功能和生育能力,提高移植后的生活质量。
按照病情进展,医院原计划5月27日安排蒽蒽出仓。这一天,蒽蒽早早就让爸爸取来最喜欢的衣服,等着脱下病号服,迎接“回家”的信号。
然而,血常规结果出来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陈小卫却皱起了眉——白细胞偏低。
“现在出仓,感染风险太大。”陈小卫决定推迟出仓时间。
蒽蒽愣了一下,便把自己埋在被子里哭了出来:“我不是今天就能回家了吗?”
“我们把开心延迟一点点,等你身体更强壮了,再安全地回家。”大美和护士轮流轻声安慰,蒽蒽虽然眼圈红红的,却点点头,不再多问,很快安静下来。
翌日早上,指标恢复正常,出仓计划重新启动。
走出仓门时,蒽蒽第一眼就看到父亲,腼腆地靠了上去。温超下意识握紧她的手,眼圈泛红:“还是那只小手,但更有力量了。”
陈小卫不忘叮嘱:“术后两年,尤其是前半年,是排斥反应和风险感染的高发期,必须按时复查,做好防感染管理。之后,她就能像普通孩子一样上学、玩耍,彻底康复。”
这份迟到一天的礼物,成了蒽蒽新生活的起点。
“‘生命种子’是我捐的,但能不能长出来,是她自己争取的。不是我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而是她,给了我第二次做她爸爸的机会。”温超说。
(文中蒽蒽、温超、大美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