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早期制度逻辑
陈文海 吴方基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突出标志,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关键环节。阐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需要充分认识早期中国大一统的制度逻辑。秦并天下,开启“天下一统”的历史传统,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打下制度根基。
“海内皆郡县”:行政区划的整合逻辑
“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大一统的郡县体制是秦代国家行政区划整合的核心逻辑。首先,整合京畿地区。秦统一后,全国疆域已然形成“中县道—郡县道”的格局。所谓“中县道”,分别为“中县”与“中道”。“中县”为内史辖县,是独立的郡级行政区。“中道”同在京畿,作为独立的郡级行政区,实归属邦统辖,秦律称之为“属邦道”。由此,秦代京畿地区实行内史辖县与属邦辖道的双重管辖的行政体制。秦代力图构建“中—郡”格局,实有整合京畿行政区划之趋向。秦律令所见,秦代京畿行政体制仍在调整,“中县道”与“郡县道”相对而言,具有一体化趋势,若非秦亡,其一体化转型或可完成。
其次,秦由县制为主导,向郡县制转型,整合六国地区。秦统一前,借助郡制推行,整合新占“十二郡”。直至统一前夕,秦国扩张与郡制同步推进。秦并六国,全面推行郡县制,把新占领故赵、魏、齐、楚、燕等地界定为“新地”,将其重新整合纳入郡县体制,建立大一统的郡县制国家。
其三,整合岭南地区。秦南征百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将岭南并入统一的郡县体制。交通要道的开发与邮传体系的完善,是秦以郡县制实现整合岭南的依据。《史记》记载岭南“新道”(今属南粤秦汉古驿道)的开通对于统一岭南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后邮传体系的完善维护了岭南文书行政的常规运作,深化了岭南郡县化治理。广东五华县狮雄山秦汉遗址出土秦代封泥68块,不仅显见岭南郡县文书邮传的频繁,而且印证岭南在秦统一治理下郡县体制运作的成熟。
在原有“新道”的基础上,汉代继续开通数条贯通岭南的交通要道,既在经济上保障了岭南的大力发展,也在政治与文化上推进了国家对岭南的统一治理。汉高后时期,南越王赵佗说到“通使物”,指出交通对岭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汉武帝时期,兵分四路统一南越,依然借助于交通要道。其后岭南“时时小反”,汉朝均依赖交通要道前往平定,使岭南成为大一统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再者,整合民族地区。统一的行政区划是整合民族地区的出发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秦统一前,已在民族地区设置道,对少数族群进行管理。道是与县平级的地方行政单位,由属邦进行统辖。秦统一后,京畿的“中道”依然由属邦统辖,地方上统一由“郡县道”整合民族地区,全国确立“内史、属邦、郡”三大郡级行政区。由此,民族地区纳入郡级行政区划。同时,秦代将民族地区族群编入户籍、承担赋役等,奠定其基本行政模式,推进了民族地区的郡县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法令由一统”:中央集权的法律逻辑
秦代实行“法令由一统”,构建全国统一的法律制度,以此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维护中央集权的理性运作,体现国家大一统的法律制度逻辑。
秦定天下,一改前代弊端,实行中央统一立法。《史记》记录李斯说:“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是相对于“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而言,说明中央统一制定法令,成为国家法律的唯一来源。为了保障法律的统一完善,秦代对原有法律进行详密修订、厘定。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奉行“申法令”,除定律令,继续贯彻中央统一立法的原则。
地方郡县“奉法以治”。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南郡卒史对攸县令说:“人臣当谨奉法以治”,此乃郡县官府落实法治主义的写照。秦二世颁布继位诏书坚持“律令当除定者毕矣”,主张“吏、黔首其具行事”,要求郡县官吏依照法律行事。郡县以中央颁行的法律为圭臬,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方面,同以中央法律为依据。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秦南郡太守发布的地方性法规,多次强调奉行中央法律的根本原则。郡县“奉法以治”,强化了秦代国家统一的合法性逻辑。
“事皆决于法”:郡县律令行政逻辑
秦在全国范围推行“事皆决于法”,律令成为地方郡县处理政务的基本依据。其治理逻辑可归结为律令行政逻辑,从制度层面保障了国家大一统格局。
首先,在行政伦理上,“明法律令”成为地方官吏行政的首要道德要求。《语书》明确表明,“明法律令”是官吏处理政务的先决条件,成为判定良吏与恶吏的首要标准。在普法方面,郡县官府必令吏民知法。《商君书·定分》强调,吏民有问法律者,官吏必须明告之,不然以吏民所问法律处罚“主法令”的官吏。岳麓秦简“律令”规定,颁行法律,必须“明告郡县”“明告黔首”。郡守颁布地方性法规,同样“令吏民皆明智(知)之”。如若官吏“布令不谨”,直接官吏和主管官吏均要受到处罚。
其次,郡县各级官府行政,均有严密的法律依据。睡虎地、岳麓等秦简详见郡县官府据以行政的法律文本。《秦律十八种》规定,为了准确地使用法律,郡县官府必须依法抄写自身所用法律。不仅如此,郡县官府还须校雠所用法律,以保障践行法律的统一性。
最后,秦代郡县行政,以律令为准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录秦始皇东观刻石文说到天下之事咸有章法,臣下皆有分职,以法令处理事务则没有嫌疑。岳麓秦简律令规定,官吏政务申请,必须同时提供法律依据,以便行事。里耶秦简所见,郡与县、县与县、县与下属机构之间的政务基本贯彻“以律令从事”(或“如律令”等);郡县政务不批准,通常为“不应律”“不应令”“而毋法令”等;郡县官吏被问责,理由也是“不以法论之”等,均体现秦律令是郡县行政运作的根本依据,同史书所载“事皆决于法”相合。
陈文海:嘉应学院党委书记
吴方基: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研究专项委托项目《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研究》(GD24WH0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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