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百病

    田东江

    农历正月十六，一些地方有“走百病”的传统习俗。用明朝张宿的诗句说，就是“白绫衫照月光殊，走过桥来百病无。再过前门钉触手，一行直得一年娱”。前几年到四川阆中游玩，发现那里2013年就已将“正月十六‘游百病’”成功申报为“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概明清时的《阆中县志》这样记载：“上元后一日，锦屏山游人如蚁，谓之游百病。”

    广州似乎没有这种习俗了，但不远处的佛山还有，他们叫“行通济”，就是去走那里的通济桥。昨天看到在佛山工作的友人发的朋友圈，今年正月十五仍然热闹开场，“行通济”的人们大抵都提着生菜、拿着风车风铃。“行通济”做什么呢？民谣道出了其中奥妙：“行通济，冇闭翳。”冇，方言字，“没有”的意思。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公布的时候，大量汉字变得“缺胳膊短腿”，其中“有”就被简化成了“冇”，省了里面的“二”，在别的地方还好说，但在“有”与“冇”意思大相径庭的广府白话这里，一旦施行开来还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幸亏那个方案非常短命。闭翳，方言词，大抵是忧愁、衰气的意思。那么，“行通济”的寓意就非常清楚了：祈愿身体健康。用本地方言来表述，就是“咩衰气都赶走晒”。看了一些资料，似乎认为佛山“行通济”这一民俗是本地“独立起源”的结果，如桥头9级、桥尾13级石阶，反映出“九出十三归”的意念云云。不过客观地说，“行通济”与其他地方应该是存在因果关联的，不排除文化传播的作用。

    放眼全国来看看。谢肇淛《五杂俎》说的是明朝时的山东，“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夜游寺观，谓之走百病”。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说的是明朝时的北京，“（正月）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贵贱相遝，贫富相易贸，人物齐矣。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徐珂《清稗类钞》说的是清朝时的东北，“正月十六日，妇女步平沙，曰走百病；或连袂打滚，曰脱晦气，入夜尤多”。顾禄《清嘉录》说的是清朝时的苏州，“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历三桥而止，谓之走三桥”。该书又引其他志书云：“上元，妇女走历三桥，谓可免百病。”再加上阆中，无须以所见推所不见，也可以看到东西南北中，“走百病”在全国是一个全方位的存在，与“行通济”进行比对的话，不难发现二者本质上的相似，区别只在于个别元素；且这区别，即使在同名“走百病”的民俗中也一样存在。这里需要舍末逐本。

    这里的“本”是什么呢？时间、地点、功能。综合起来可见，正月十六、桥、祈福，为各地此一民俗所共有。有篇报道告诉我们，佛山的“行通济”从前也正是在正月十六进行，近年才被地方政府改为正月十五，所以那些“老佛山”仍然坚持正月十六“行通济”，这无疑是传统文化呈现出的韧性一面。即便只是正月十五也不要紧，像明朝北京那样干脆还是一个范围——正月初八到十八，然而都属于“元宵民俗”的本质一面。这里的“末”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各地元宵民俗相异的另一面。比如有的地方只有妇女参与其中；有的地方要走三座桥；有的地方还要“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以祈求添丁就是生个儿子，还要“击太平鼓无昏晓，跳百索无稚壮，戴面具耍大头和尚”……这些“末”的细节，实则是在以“本”为基础的文化传播过程中融合了地方特色的产物。因而“本”的源头虽然已不可考，但是正如龙之九子，面貌虽异，“万变不离其宗”。佛山的“行通济”如此，成为国家体育非遗的阆中“游百病”、成为吴江本地非遗的“走三桥”，同样如此。

    明朝周用有一首《走百病行》：“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老老领小姑，撺掇梳妆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尽归尘土中。不然这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偏头风。踏穿街头双绣履，胜饮医方二钟水。谁家老妇不出门，折足蹒跚曲房里。这年走健如去年，更乞来年天有缘。蕲州艾叶一寸火，只向他人肉上燃。”昔日“走百病”的盛况和功能，由此可窥一斑。老老少少，梳妆打扮，出去走啊，把病给它走丢啊。把脚上的花鞋走坏了有什么要紧，好过吃药啊。谁还在屋里犹豫，不愿出门？别这么傻，赶紧出门去走，明年生病的就是别人而不是你啊。“蕲州艾叶一寸火，只向他人肉上燃”，何其趣味盎然？

    “细娘分付后庭鸡，不到天明莫浪啼。走遍三桥灯已落，却嫌罗袜污春泥。”明朝陆伸的这首《走三桥词》，谐谑之中，道出的也是“走百病”民俗在昔日的魅力。我们的许多传统节日内涵都十分丰富，极具参与性与娱乐性，而这正是传统节日得以传承、光大的前提要素。传统节日的衰落，实际上是节日民俗的衰落。节日来临之时，人们往往成了旁观者。而若干洋节之所以受到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在于贯穿节日中的情趣仍然被他们传承着，乐在其中。因此，振兴传统节日，当从振兴民俗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