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
潮州工夫茶。通讯员供图
韩山师范学院 余创林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基层治理而言,“两创”不能止于文化展示和道德宣讲,而应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时代价值的思想理念转化为群众认同的公共价值、可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可持续的治理机制,使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文化赋能
在法治框架内发挥凝聚作用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是推进文化“两创”与提升治理效能的有效方法。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任务落实到城乡基层,发挥传统文化涵养道德、以德润心的作用。2021年,《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出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意见》表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基层宣传教育的资源,也是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可以运用的社会资源。
从治理功能看,法治的主要作用在于定分止争,而文化的作用则在于润心、修复关系,二者功能互补。基层矛盾往往发生在邻里、家庭等持续交往关系中,既有权利义务之争,也有情绪隔阂和信任损耗。依法明确边界,是协商调解的前提;以共同价值增进理解,则有助于把案结事了进一步推向人和。因此,文化赋能不是以文化之治取代法治,而是在法治框架内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化、沟通和凝聚作用,增强群众自治的社会基础。
潮州市将传统茶文化中的礼仪与处世智慧转化为“工夫茶调解法”,以“识茶、醒茶、泡茶、斟茶、敬茶、悟茶”贯通纠纷识别、事实梳理、释法说理、方案协商和跟踪回访,并依托居民议事厅、综治中心、党群服务中心整合多元调解资源。其意义在于为调解场所增添茶文化符号,更在于把群众熟悉的生活方式转化为可操作的解纷程序。安徽桐城将六尺巷典故中的礼让融入“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由调解劝和拓展到群众说事、村规民约和源头预防;福建龙岩在“客家枫桥”中运用和贵、规矩、向善、崇法等家训资源,同时坚持调查核实、依法调解。以上各地的探索共同指向一个问题:文化资源如何从地方生活经验转化为治理效能?
五个关键
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
从上述实践可以发现,文化赋能并不是传统符号与现代治理的直接拼接,而是要经历价值甄别、话语转换、程序嵌入、组织承载、评价反馈五个相互衔接的环节。前两个环节解决文化资源“能否用、如何说”的问题,中间两个环节解决治理实践“如何运行、靠谁维持”的问题,评价反馈环节则检验文化赋能是否真正提高了基层治理的效能。
首先,价值甄别与话语转换决定了文化赋能的方向。并非所有传统文化都适合进入现代治理,只有诚信、互助、礼让、和谐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容,才能被利用和转化。内容确定之后,还要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礼仪、故事和表达方式进行话语转换,形成可以沟通不同主体的共同语言。如潮州以茶礼改善沟通,桐城以典故阐明礼让,都是通过共同话语增进理解、降低协商成本。若跳过价值甄别,只重视场所布置和符号展示,就容易把文化赋能做成“文化包装”;若把地方习俗绝对化,还可能以传统之名排斥外来人口和不同群体。
其次,程序嵌入与组织承载决定了文化赋能能否稳定运行。优秀传统文化要转化为基层治理方法,一方面要把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事实调查、释法说理、自愿协商、协议履行和跟踪回访等可操作的标准化程序,减少实践的随意性;另一方面,这套依托文化的治理方式必须依托基层党组织和公共治理平台,获得法律顾问、行业专家等专业力量支撑,摆脱对少数个人威望的依赖。在制度落地中还需要防范两类不同性质的偏差:一是功能越位的“文化万能化”,把文化沟通当作化解一切矛盾的手段,忽视依法分流、专业处置的刚性边界;二是手段异化的道德强制,借追求和谐之名实施道德绑架,迫使当事人无原则退让。
最后,评价反馈决定了文化赋能能否由解纷技巧上升为治理能力。一套适配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评价体系,不能简单沿用传统解纷考核标准,如调解工作中的调解数量、当场成功率只能反映部分工作结果,并不能完整衡量关系修复、群众参与和诉源治理。文化赋能的深层目标,是把个案协商中形成的信任与共识转化为持续合作能力,把反复出现的同类纠纷转化为公共议事和制度改进的议题。只有建立以实际治理效果为导向的反馈机制,才能避免重品牌轻实效、重签约轻履行,使文化融入从解决“一件事”走向治理“一类事”。
长效路径
建立“实践—评价—反馈—提升”机制
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还需建立长效机制。
一是完善价值甄别与群众共创机制。由基层党组织统筹,联合法律工作者、社区工作者、文化研究者和居民代表,对地方典故、礼仪、家训、乡约等资源进行分类梳理,明确可转化、需改造和不宜用于治理的内容。尤其要改变单纯由干部讲、群众听的单向教化方式,让不同群体参与讨论哪些传统文化有现实意义、如何转化为基层共同规则。群众参与文化解释和规则形成的过程,本身也是扩大文化认同的过程。
二是推进话语转换与程序嵌入。围绕邻里、家庭、物业、公共空间等不同场景,把传统文化分别转化为沟通方式、协商规则和公约规范。简单纠纷可突出便捷沟通,复杂事项应先调查研判再开展协商;对存在暴力伤害、违法犯罪风险或其他不适宜调解的情形,必须依法处置。总之,要守住事实清楚、权责明确、当事人自愿、协议合法的底线,形成以法定界、以理析争、以情促和的工作次序。
三是强化组织承载与分类协同。依托综治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和居民议事平台,把熟悉地方文化的党员、居民骨干与法律顾问、行业专家等连接起来,形成文化沟通、专业判断、办理落实相互衔接的链条。通过案例复盘、情景训练和跟踪指导,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可传授的组织知识。推广外地经验时,应学习其价值提炼和程序转化方法,而不是照搬茶桌、典故、家训等形式;不同社区应从自身生活和人群结构出发,寻找具有广泛认同的文化表达。
四是健全评价反馈与治理转化机制。将程序合法性、协议履行率、矛盾复发率、群众参与代表性等纳入评价,既看纠纷是否当场化解,也看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关系是否持续改善、不同群体能否平等表达。对评价和回访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可通过案例归类、居民议事和部门办理推动制度改进,并把改进结果再次纳入评估,形成“实践—评价—反馈—提升”的机制。
综上,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基层治理,关键在转化,承载在组织,落脚在群众。以价值甄别把准方向,以话语转换增进认同,以程序嵌入规范运行,以组织承载保障持续,以评价反馈促进提升,才能防止文化符号化、文化万能化和道德绑架,把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果。
作者系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博士。此文为2024年韩山师范学院博士启动项目《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与优化路径——以潮州市“茶文化六步调解法”为对象》(编号:QD2023303)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