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燕军

    “海滨邹鲁”，是潮州文化身份的核心标识，更是历代潮人反复书写、不断重释的精神徽号。回望千年文脉，这一美誉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科举功名到礼教秩序的演进，清晰映照出儒家文化自士人精英向乡土基层延伸、由义理观念向日常生活沉淀的轨迹。梳理“海滨邹鲁”的千年嬗变，有助于赓续潮州人文精神，亦能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生动样本。

    韩愈兴学与“海滨邹鲁”的科举底色

    潮州偏在岭南一隅，与中原相距遥远，相当长时间被视为“蛮烟瘴地”，未得教化。韩愈入潮，驱鳄释奴、兴办学校，潮人始知向学。北宋咸平年间，陈尧佐因忤逆上意被贬为潮州通判。在潮期间，他修学宫、祀韩愈，大兴教化，劝民以学。离潮返京后，闻潮州举子（王生）登第，赋诗相赠：“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首次将潮州与“邹鲁”联系起来。

    “邹鲁”本指孔孟之乡、礼义之邦，形容一地文教昌盛，然而在科举刚刚定型的宋代，衡量依据主要是学校兴废与进士多寡。宋朝治国以文，潮州地方官员与乡绅承韩愈兴文劝学之遗绪，勉力兴复，学校教育体系逐渐完备。官学之中，有州学一所、县学三所，另有书院两所（韩山、元公）；官学之外，书舍（书庄）、私塾等民间学塾亦相继而起。崇文重教下，潮人读书蔚然成风。相传宋孝宗问潮人王大宝家乡风俗，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王十朋也提到：“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读书。”

    有宋一代，潮州科举极盛。北宋太平兴国时，谢言首列桂籍；绍圣而后，“第进士者衮衮相望”；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王大宝以进士第二人及第，为有宋岭南唯一之榜眼；绍兴十八年（1148年），广东正奏名进士五人，潮州居其四。又据嘉靖《潮州府志》统计，两宋潮州有正奏名进士九十五名、特奏名进士四十五名，合一百四十名。在广东诸州郡中，潮州正奏名进士总人数仅次于广州。科名之外，应试之众亦复可观。南宋绍兴时应试者尚不足两千，绍定间增至六千，至淳祐竟逾万人。杨万里有“如今风物冠南方”之咏，祝穆《方舆胜览》亦赞潮州“文物不殊于上国”。昔日陈尧佐“海滨邹鲁”之期许，至此终成现实。然科名之盛，特见文教一端；“邹鲁”之真义，尚待理学入潮而后见。

    理学南来与“海滨邹鲁”的义涵重诠

    北宋熙宁年间，理学开山周敦颐巡历潮州，题诗大颠堂壁，开“理学入潮”之先。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朱熹弟子廖德明任潮州通判，“日与庠校师生讲明圣贤心学之要”；淳祐五年（1245年），朱熹再传弟子陈圭守潮，“讲明《四书》及濂洛诸老议论，以示正学之标的，捐金市朱文公所著书，实于书庄”；淳祐九年（1249年），周敦颐裔孙周梅叟知潮州，建元公书院，为理学传播中心。外来官师以“传道”为先，本地士子则以“化俗”为重。绍熙年间，潮人郑南升、郭叔云从朱熹游学，后归乡授徒，其学重礼教实践，后之潮人治学多沿此轨。如宋末元初张奂于“礼教寖衰”之际，“复申明文公四礼以化导其乡，乡俗化焉”。

    明成化、弘治间，陈白沙讲学江门，岭南学风为之一振。及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盛行，薛侃、林大钦等皆濡染于王学，潮州遂为“粤闽王门”重镇。王学最重体认笃行，士人们于“省察克治”“事上磨炼”之余，复以《家礼》绳于日用。嘉靖《潮州府志》写道：“明兴，文运弘开，士渐知明理学，风俗丕变，冠婚丧祭多用《文公家礼》，故曰海滨邹鲁。”隆庆《潮阳县志》亦言：“吾潮虽故称邹鲁，尊崇孔氏而兴于斯文……乃今晦庵（朱熹）《家礼》与蒙谷（郭叔云）所定《宗法》，潮人遵行之不废。”“海滨邹鲁”之名，由科名成就转而系于遵行家礼。

    这场转向并非偶然，关键在“礼”不在“理”。朱学由礼入，王学由心入，路径虽异，归宿同是“化民成俗”。及至乡邦建设，义理之异让位于践履之实，故能和会朱王。潮州偏处海滨，远离中原论学之地，门户之见本轻；加之移民迁徙、聚族而居，尤需以礼凝心。于是《家礼》由士人之学，一变而为维系乡土之黏合剂。然观念若要沉淀为基层秩序，尚须制度依托，明代中叶那场礼制变革，正是促成这一转折的关键环节。

    礼制改革与“海滨邹鲁”的基层建构

    明制，品官立家庙，祀高曾祖祢四世；庶人祭于正寝，不得建祠立庙。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奏准“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庶民建祠由此获得合法资格。至此，朱熹《家礼》所设计的祠堂规制，方从上层士大夫之礼转化为民间普遍的宗法实践。官方教化、宗族制度、乡规民约凝成合力，推动礼教自书院、朝堂下沉至民间市井、宗族乡里。

    明清潮州，人们多聚族而居，祠堂为一族之根本，冠婚丧祭，一遵《家礼》。《明一统志》称潮州“海滨遐陬，冠婚丧祭，悉遵典礼，蔼然无异于中州”；雍正《揭阳县志》亦谓：丧葬之礼，“吾揭（悉）遵《家礼》与《孝慈录》举行”；光绪《海阳县志》则言：“士笃文行，四礼遵用紫阳”。宗族以祭田赡族、书田兴学、乡约劝善，祭祖礼制与乡贤治理互为表里。

    这场礼教下沉，对潮州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乡约、族规分担官府治民之责，民间纠纷多依礼俗化解，国家与乡土各得其宜、相与为安；育才渐不专恃官学，宗族以书田、义学奖掖子弟，崇文重教之风非但未断，反更深植民间。而影响最深的，是“海滨邹鲁”渐成潮人共有的文化认同，内化为此后数百年潮人伦常日用与聚族而居的生活秩序。这份遗产如何评价、如何转化，已成为当代必须回答的问题。

    重新诠释“海滨邹鲁”的时代意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此审视潮州“海滨邹鲁”的千年嬗变，可得三点启示。

    其一，文明传承的生命力在“化”。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在岭南海滨“绝处”长出“邹鲁”，关键不在名士贤达之多，而在礼乐教化融入百姓日用。今天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样应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实现“第二个结合”的相互成就。

    其二，教化的根基在基层。明清礼教秩序依托宗族、乡约而成熟。今天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加强家风家教，须激活村规民约、祠堂家训等载体，以法治精神和现代理念对其内容加以改造重构。广东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尤应在县镇村涵养文明乡风，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精神支撑。

    其三，文化品牌的内涵需随时代更新。潮州打造世界潮人精神家园，应重新诠释“海滨邹鲁”的时代意涵：以“崇文创新”拓展重教传统，服务城市发展；以全球潮人共同价值升华地域文风，凝聚文化认同；以教育优先、书院复兴等制度行动，涵养崇德向善的城市品格。

    作者系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6CW1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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