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23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宣布，将于24日在全国部署约7万名警察和宪兵，以应对即将举行的新一轮大规模抗议活动。

    这场抗议的势头，从半个月前就已显露：自10月17日以来，法国多地爆发抗议示威，部分城市演变为严重骚乱。巴黎街头，商店遭洗劫、汽车遭焚毁，蒙面者与防暴警察激烈冲突，催泪瓦斯漫天喷射；据法国经济部披露，仅17日至18日，全国至少有3000家商铺遭破坏或抢劫。

    19日起，巴黎、里昂、里尔、尼斯等多座城市在部分区域实施宵禁。骚乱还越出了法国国界——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出现了呼应式抗议。部分工会和学生组织已把下一场全国性抗议，定在了11月5日。

    而这一切的起点，只是9月中旬巴黎南郊克雷泰伊的一所高中：因为教师岗位空缺、无人代课，学生罢了课。

    一场地方性的校园抗议，为何在一个月内烧成席卷多国的街头危机？火光背后，法国和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

    ●南方日报记者

    泠汐 王越莹

    从“高中罢课”到“全国性抗议”，骚乱规模为何迅速扩大

    9月中旬，巴黎罢课事件经社交媒体传播后，其他地区的中学和大学学生也加入了抗议行列，并且得到了家长、教师和工会的支持。

    然而，进入10月以来，抗议活动的规模迅速扩大。

    10月1日，法国政府公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草案显示，拟实施540亿欧元的财政整顿，进一步激化了社会不满情绪。工会组织、农民团体等加入了抗议行列，教育、医疗、消防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罢工持续，并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合流。抗议诉求也由增加教育资源投入，延伸至反对财政紧缩、抗议生活成本攀升与公共服务萎缩等多个领域。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认为，这次法国骚乱的特点在于，法国社会当前对经济、对社会矛盾的不满是结构性、体系性的，体现在很多维度和层面上。

    “只要有一个问题作为导火索，点燃了民众情绪，就会形成全盘性的危机。教育问题本身只是一个引子，它点燃的是法国内部对社会不公、民生问题的积怨，以及对政治精英出于政治正确、忽视民众疾苦、在地缘政治优先轨道上推进既有政策的集中不满与爆发。”

    在董一凡看来，法国这类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有其内在特征，联动性强，且不同群体、不同诉求会相互串联，本质上是平民运动，通过社交网络进行去中心化的政治串联来推动，此外，法国有通过街头运动表达诉求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的传统，这种传统有很强的历史原因，在矛盾对立加剧的情况下，会迅速转化为动荡，参与形式和手段走向暴力化、极端化。

    面对迅速扩大的抗议浪潮，10月1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马克龙对青年群体的焦虑表示理解，并宣布政府将在未来一周与学生、教师、工会等共同研究应对措施，回应青年群体关切。

    马克龙还谴责了抗议过程中出现的破坏行为。他表示，必须把表达合理诉求的人员与那些实施破坏、抢劫等行为的人员区分开，煽动暴力者“在我们的城市里肆意妄为”，“实施破坏者必须付出代价”。

    政府财政状况恶化，难给民众不满“纾困”

    近年来，法国接连爆发多起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者与警察在巴黎等城市街头发生暴力冲突的图片、视频屡屡登上全球各大媒体头条。

    例如在2018年，由于民众抗议政府上调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法国爆发了由“黄背心”运动引发的大规模骚乱。当时，刚刚担任总统一年多的马克龙曾向“黄背心”运动做出让步，宣布提高最低工资、减少退休者税负等措施。

    尽管骚乱随后逐渐平息，但“黄背心”运动并未就此止步。有媒体注意到，在今年法国多地发生的抗议活动中，曾参加“黄背心”运动的民众再度走上街头，其提出的诉求与参与抗议的多个群体之间呈现复杂态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径指出，与2018年“黄背心”运动引发的抗议和骚乱相比，今年法国政府面临的困境更加糟糕。

    陈晓径认为，近期法国发生的抗议活动波及面十分广泛，说明法国社会存在一种普遍失望情绪，参与者有一种“被体系抛弃”的感觉，这给抗议活动的迅速蔓延提供了土壤。

    “2018年‘黄背心’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低收入群体，对那次的抗议活动，法国人解读为‘给民众一个表达的渠道’。”陈晓径说，“然而，近期发生的抗议活动，参与者不只是弱势群体，伴随发生的暴力现象也比2018年严重得多。”

    时隔8年，两起抗议活动背后的法国发生了哪些变化？陈晓径指出，最大的变化在于法国财政状况的快速恶化。

    近年来，法国的信用评级不断下调，公共债务和赤字远超欧盟门槛。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底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总额升至35955亿欧元，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9%，创下近年来新高。数据还显示，法国公共债务今年第二季度增加596亿欧元，法国政府正面临着削减支出的巨大压力。

    董一凡进一步指出，与“黄背心”时期相比，法国又经历了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两轮经济财政冲击，大量消耗了本已不多的财政资源，同时能源危机、供应链危机、产业转型需求都在侵蚀财政资源的获取。“再加上现在是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紧缩的局面，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借贷成本相比新冠疫情之前更为高昂，进一步压缩了财政空间。”

    能源领域的两难，正是财政空间被挤压的缩影。董一凡提到，目前化石能源价格上涨，政府要给老百姓补贴，这侵蚀了绿色转型的财政资源；而另一方面，在部署绿色能源、安装成本增加，绿色转型受到的约束更大。“能源成本与绿色转型之间构成了一个悖论，这也是欧洲多国政府共同面对的财政与生态双重压力。”

    财政空间被极度压缩的同时，政治上的回旋余地也在同步收窄。

    新一届法国总统选举即将在2027年4月开启首轮投票。在此背景下，近期发生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受到法国多股政治力量的密切关注。

    董一凡表示，这次骚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整体上对传统政治势力以及中间派的一种否决票，整个国家的政治光谱正在向左右两个极端迈进。

    “左端呼吁公平，呼吁通过增加投入、更加公平的变革来解决社会问题；右端则有相当一部分法国人呼吁秩序，呼吁能够提供安全保障。”董一凡认为，按照目前的民调趋势，法国很可能进入某种“极端时代”——在总统第一轮竞选中，极左和极右两端的候选人占据主要位置，使得过去的共和制无法制衡。

    多重矛盾长期淤积，骚乱为何蔓延多国

    这场始于法国一所高中的抗议，为何在短时间内扩散为全国性骚乱，并外溢至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等多个国家？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9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9%，整体通胀率升至3.8%；从2021年8月到2026年8月，欧盟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累计上涨34%。生活成本的持续攀升，成为各国抗议者共同的诉求底色。

    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认为，这一轮由本土教育诉求触发、快速跨境传导的社会动荡，不能简单归为个别事件、个别群体的情绪爆发，而是欧洲多重结构性矛盾长期淤积之后的集中释放，是全球化红利退潮、福利体系承压、身份认同撕裂叠加后的治理危机，“有很强的共性，也有国别差异”。

    王义桅指出，教育、住房、就业、公共服务，都是福利体系的前沿端口，而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最容易被感知的“切口”。“教育议题看似小众，实则是民众对机会不平等、阶层固化不满的出口，很容易与长期积压的失业、歧视、住房困难等诉求共振，快速跨圈层扩散。”

    “社会裂痕也在资源收紧中被放大。”王义桅表示，大量移民后代在法律上是本国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接纳上却遭遇无形壁垒，形成“二等公民”的感受。“单一事件一旦触发情绪，社交媒体算法又会加速情绪传染，国界的屏障作用被弱化——相似处境的青年群体在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形成呼应，出现‘同频共振’式的联动，这正是骚乱跨境蔓延的关键。”

    当下的年轻一代面对的是薪资停滞、房价高企、就业不稳定、教育投入回报下降的现实，老一代许下的福利承诺在财政约束下越来越难兑现。王义桅认为，预期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青年群体对现有治理秩序的信任持续弱化，一个地方性的教育抗议，恰好成为宣泄这种集体挫败感的导火索。

    长期以来，不少欧洲国家推行精简公共开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路线，地方政府公共投入持续压缩。王义桅指出，当矛盾萌芽时，基层缓冲机制不足，小矛盾缺少协商化解的渠道，很容易跳过制度化诉求渠道，直接走向街头抗议乃至骚乱。这是法国、南欧不少国家共同的治理痛点。

    共性之外，也有个性。王义桅分析，法国的特殊性在于“共和同化”模式——坚持拒绝族群身份标签，但同化承诺与现实歧视之间落差巨大；南欧国家则更多叠加了主权债务遗留压力与青年长期高失业；比利时联邦碎片化、族群对立，社会凝聚力本就偏弱。“共性是财政约束、福利承压、阶层固化；国别差异决定了骚乱的表现形式和烈度各不相同。”策划：张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