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日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六位。“东京—横滨”集群、“圣何塞—旧金山”集群、首尔集群分别位居第二至四位。

    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第一，意味着什么？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

    南方日报：“深圳—香港—广州”蝉联全球创新集群榜首，意味着什么？

    谢宝剑：“深圳—香港—广州”蝉联榜首，标志着集群的综合创新竞争力，完成了从阶段性突破迈向稳步领先的重要跃迁。

    实现蝉联证明这种领先不是单一指标驱动、不是短期事件，而是创新要素集聚、产业链配套、转化生态、资本活跃度多重维度共同支撑的系统性实力，得到国际评价体系的持续确认。

    也要看到，蝉联第一不等于完全进入绝对的“稳定领先”，代表着我们具备了维持第一梯队的核心底盘，但还没有到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步——这是“体量领先”向“质量全面卓越”的过渡阶段，是新起点，而不是终点。

    南方日报：近一年时间里，大湾区有哪些让您印象最深的标志性成果？

    谢宝剑：过去一年，深港穗集群原始创新能力提速、跨境协同机制落地、重大成果产业化加速三者并行。

    第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出一批高显示度源头成果。一批前沿物理、生物医药领域原创突破相继涌现，补齐了过去“重应用转化、轻源头产出”的短板。

    第二，深港跨境科创协同从框架走向实质落地。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高校的科研团队、高精尖科研仪器实现跨境落地孵化，已集聚200多个高端科研项目，真正把香港高水平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和深圳的工程化、产业化能力打通，这是其他全球创新集群很难复制的制度实践。

    第三，硬核科技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市场。香港推出生产力级大模型、超级智能体，补上大湾区通用AI源头创新的重要拼图。

    第四，科创资本生态持续完善。资本不再只追逐成熟项目，更多向“从0到1”原始创新项目倾斜，进一步夯实WIPO榜单中风险资本交易这一核心评价指标。

    总体看，最大的看点是大湾区不再单纯依靠制造业转化优势，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和跨境制度创新两大短板正在加速补强，创新生态的完整性进一步提升。

    南方日报：蝉联不是终点。对标“东京—横滨”“圣何塞—旧金山”等顶尖创新集群，深港穗集群目前最大的短板是什么？下一步三地最应该合力推进什么？

    谢宝剑：第一，基础研究与高影响力原始创新仍是最大弱项。香港拥有一批世界一流高校，但是基础研究成果向内地产业转化的通道仍不够通畅，深圳、广州应用创新很强，“从0到1”的重大原创产出却不足。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和顶尖集群差距明显。

    第二，“一国两制”条件下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仍存在制度堵点。人才资质互认、科研资金跨境拨付、科研仪器通关、科研数据跨境使用，不少事项还停留在“一事一议”，缺少常态化制度化安排。

    第三，中试转化链条、前沿领域风险分担机制仍不完善。全球顶尖集群普遍拥有成熟的公共中试平台，承接实验室原型向产品过渡的高风险环节；而大湾区很多成果卡在“实验室样品”与“规模化产品”之间。此外，参与全球科创规则、知识产权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也有提升空间。

    面向未来，三地要合力攻坚，不能各自为战，优先抓三件事：

    一是共建跨三地的基础研究联合体。推动香港顶尖高校与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深圳龙头企业联合设立定向攻关的联合实验室，建立跨城市大科学装置共享机制，把香港的基础科研能力和广深的产业需求对接。不能简单把基础研究留给香港、把产业化留给深圳，源头创新就要三地协同。

    二是以河套、横琴等合作区为试验田，攻坚要素跨境制度创新。聚焦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科研设备通关、人才资质互认、科研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探索可复制推广的常态化制度。

    三是合力布局跨区域公共中试平台与硬科技风险支撑体系。由三地政府、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共建面向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方向的公共中试基地，打通“基础研究—中试验证—产业化落地”全链条；引导资本投向早期原始创新，完善高风险科研容错机制，并协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积极参与国际科创、知识产权规则构建，提升集群的全球制度话语权。

    南方日报记者 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