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录祥

    潮州地处“省尾国角”，襟韩江而望南海，是岭南文化核心节点、中华文化重要支脉。在岭南诸府中，潮州的文风之盛、礼俗之厚、士绅传统之深，一直颇为突出。但若把潮州放回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中观察，就会发现，这种文化气质并不是封闭地域自然孕育的结果，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南北文化交流中逐渐形成的。

    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就是自唐宋以来不断进入潮州的江南士宦。他们有的因贬谪南来，有的奉命任官，有的则在战乱迁徙中辗转入粤。来自苏、浙、徽等地的士人，把江南成熟的儒学传统、书院制度、士绅文化与地方治理经验带入岭东，在兴学、修志、营城、整俗与宗族建设中，深刻改变了潮州社会的文化结构。潮州后来形成的崇文重教、重礼尚贤、兼容并蓄的精神气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塑造完成的。

    重新讨论江南士宦与潮州文化的关系，不只是回顾历史掌故，更是在重新理解：潮州为何能在岭南长期保持如此强劲而稳定的文化生命力。

    从边海州郡到“海滨邹鲁”

    唐以前的潮州，仍带有明显的边地色彩。岭海阻隔、交通不便，中原文化影响有限，地方社会长期保留浓厚的滨海习俗与地域传统。真正的转变，发生在唐宋之际。

    随着国家治理重心南移，岭南逐渐被纳入更完整的行政体系，大批士人开始进入潮州。最初，这种流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唐代岭南常被视为贬谪之地，不少中原官员被外放至此。但随着宋代文官体系成熟，士大夫跨区域任职渐趋常态，潮州也逐渐成为全国文官治理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官员的“流动”本身，而是这些士人进入潮州之后，开始主动推动地方社会的文化重建。

    江南地区自古文风鼎盛，魏晋以降便为全国人文高地，儒学传承绵延、书院林立、士风清正，形成了“耕读传家、崇文重礼”的地域特质。自宋代以后已是全国文教兴盛之地。士人伦理构成了江南社会最鲜明的文化特征。这批士人来到潮州后，并没有停留于一般性的行政管理，而是把“以教化治地方”的理念带入岭东。

    南宋丁允元扩建州学、修韩文公祠、增广生员名额；沈杞、张镐等人则置学田、兴官学；清代林杭学在战后优先重建学宫、创办义学，让贫寒子弟获得读书机会。这些措施看似分散，背后却体现着同一种治理逻辑：地方秩序的建立，不仅依靠政令，更依靠文化教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潮州逐渐完成了从“岭海边郡”到“海滨邹鲁”的转变。

    潮州后来的科举兴盛，并不只是偶然的人才集中，而是长期教育经营的结果。江南士宦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学校数量，而是地方社会的价值排序。他们让“读书可以立身”“文教能够兴邦”成为一种广泛共识。直到今天，潮汕地区依然保持极强的重教传统，其文化源头，很大程度上便可以追溯至这一时期。

    潮州文化带有浓厚的士绅气质

    如果说兴学重教塑造了潮州文化的基本框架，那么礼制与士风的进入，则进一步塑造了潮州社会的精神气质。

    中古时期的潮州，滨海而多瘴，地方社会长期带有较强的民间信仰色彩。江南士人进入后，则持续推动儒家礼法在地方社会中的传播。他们整顿民俗、倡导忠孝伦理、旌表节义人物，并以宗族礼制重建地方秩序。

    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文化符号不断被强化，那就是韩愈。韩愈在潮州任职时间并不长，但后世士大夫却持续不断地修建韩文公祠、撰写碑记诗文，并把他塑造成“岭海文宗”的代表人物。事实上，潮州尊韩，并不只是纪念一位历史名臣，更是在借韩愈完成一种文化身份认同：潮州并非文明边缘，而是儒家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认同一旦建立，便会持续影响地方社会的价值观念。

    为什么潮州格外重视家风？为什么宗祠文化如此发达？为什么地方士绅能够长期保持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这些现象背后，都能看到江南士大夫文化长期渗透的痕迹。

    更重要的是，江南士人还把一种成熟的士绅社会结构带入潮州。他们不仅修学校、建祠堂，还主持修志、保存文献、营建城池。吴均疏通水利、修复广济桥，林杭学主持编纂《潮州府志》，大量江南寓潮文人则通过诗文、碑刻与游记记录地方风物。这些行为表面上是文化建设，实际上却在不断强化地方社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秩序。

    也正因为如此，潮州后来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士绅气质：既重礼法，又重家族；既尊传统，又强调地方认同。这种文化性格，与一般商业港口城市形成了明显区别。

    成就潮州的不只是传入而是融合

    但若把潮州文化简单理解为“江南文化南传”，又容易陷入另一种误读。因为江南士人进入潮州之后，并没有原样复制江南，而是在长期生活中，与潮州本土文化不断融合，并最终共同塑造出一种新的地域文明。

    唐宋以来，不少江南士宦如丁允元等，任满之后选择定居潮州。有人因战乱无法北返，有人则主动落籍岭东。他们修建宗祠、延续家训、兴办族学，与本地社会逐渐融为一体。也正是在这种长期融合中，潮州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

    江南文化的儒雅细腻，与潮州滨海社会的务实坚韧彼此交织；江南审美中的精巧含蓄，又与潮州强烈的宗族意识、商业精神不断结合。今天人们熟悉的潮州工夫茶、祠堂文化、潮剧审美乃至潮商精神，其实都能看到这种融合留下的痕迹。潮州文化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活力，原因也正在这里。

    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从来不是封闭生成的。它往往是在不断交流、吸纳与重构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历史上的潮州，正因为始终保持着对外来文化的吸纳能力，才最终从岭海一隅成长为岭南最具文化辨识度的城市之一。今天潮州大力推进古城保护、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尤其需要重新理解这一点。

    文脉保护，不能只是把传统停留在博物馆与景观之中。潮州真正值得珍视的，不只是牌坊街、广济桥等历史遗存，更是其背后持续开放、持续融合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江南士宦，并没有削弱潮州文化，反而促成了它的成熟。

    从唐代士人南来，到宋明以后的世族扎根，一代代江南士宦跨越山海，把崇文重教、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带入潮州，又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逐渐成为潮州文化自身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这种持续千年的文明互动，潮州才形成了今天兼具古典气息与现实力量的独特文化格局。

    潮州应深入挖掘江南士宦与潮州文脉交融的历史内涵，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统筹历史文脉保护与文化创新发展，持续做好文化传承、非遗双创、古城活化文章，只有如此，方能让千年潮州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生机。

    作者系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潮州古城研究专家库成员。本文为“徐用锡《圭美堂集》整理与研究（B2403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