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伟力筑就华南抗战的铜墙铁壁

    邢照华

    邢照华

    ●华南敌后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侨乡优势与复杂的政治格局，造就了人民群众参与抗战的广泛性与深入性

    ●兵民是胜利之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动员凝聚了全民力量，从军事上的全民皆兵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从跨国支援的侨乡优势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华南民众以多元实践诠释了“人民战争”的精髓

    华南敌后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侨乡优势与复杂的政治格局，造就了人民群众参与抗战的广泛性与深入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华南民众以武装自卫、根据地建设、跨国支援、情报网络构建等方式，构筑起华南敌后抗战的铜墙铁壁，彰显了“人民战争”的强大伟力。

    政治动员凝聚全民力量

    在华南敌后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政治动员是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全民抗战的关键举措。通过广泛宣传发动各界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基层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将华南各地分散的民众力量转化为有组织的抗战力量。

    1937年冬，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决定领导建立一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统一的青年抗日队伍，遂直接策动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等8个组织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下称“抗先”）。“抗先”成员活跃于城市和农村，深入工厂、学校、村庄等，发放传单、张贴标语、发表演说、演出话剧，向各界宣传抗日。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岛创建琼文抗战根据地，建立青年抗日救国会、农民协会、妇女抗日救国会，还开办妇女干部训练班，黎族妇女用芭蕉叶传递情报，在反“扫荡”中冒险为伤员送药。抗日“献金救国”上自政府官员，下至街头小童、乞丐，都踊跃捐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各方力量。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国事座谈会”团结各阶层，呼吁国民政府必须改组，组成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策略。如中共西南特委先后组织青年服务团百余人前往南路帮助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张炎的民众抗日自卫团，党所派出的大批基层干部被其委以重任，使高州六属民众抗日力量得到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东莞社训总队副总队长颜奇突破国民党限制，在日寇入侵淡水后积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争取了40多支步枪，有力地支持了抗敌战斗，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灵活性。

    华南基层政权的民主实践培育了政治认同。东江抗日根据地采取“三三制”形式建立了县、区、乡的三级民主政府，民众通过民主选举参与政权建设。各种参政会深受欢迎，各团体群众代表可以直接审议政府的预算。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模式，使民众从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建设者。1944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在给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的贺电中说：“你们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的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军事抗争构建游击体系

    民众的武装参与是华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主体力量，从初期自发抵抗到形成规模化作战体系，“人民战争”的伟力无处不在。

    日军1938年占领广州后，根据中共广东省委部署，华南地区的东江、南路、珠江、粤中、韩江等地均建立了游击队，全面展开抗日斗争。1938年10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迅速发动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东莞中山公园（今东莞人民公园）建立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为我党在除海南岛以外的华南地区掌握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在整个抗战时期，广东各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包括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和韩江（潮汕、梅埔）纵队等抗日力量。这些抗日游击队伍的体系化，标志着人民武装从自发抵抗迅速向有组织斗争转变。尽管游击武装在初创阶段军事经验匮乏、装备条件简陋，但其与宗族乡邻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感联结，并高度凝聚了本土认同，这种社会根基使其具备了持久的抗争动能。如东莞大岭山根据地村村有自卫、户户有战士，农民白天耕作、夜间放哨，配合主力部队开展麻雀战、突袭战。1943年底，东江纵队粉碎日军万人“大扫荡”，民众配合游击队避实击虚，最终毙伤日、伪军1900余人，恢复了大岭山、阳台山根据地。

    在典型战斗中，民众主体性尤为突出，支持游击队采取化整为零、迂回进退的灵活战术。在广东中山横门保卫战中，1000多名男女“抗先”队员和战时妇协会员被编成宣传队、救护队、担架队，一连坚持了8天，配合守军击退日军两次进攻。1942年9月起，在反“扫荡”中，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琼崖军民，开展突袭战、伏击战、麻雀战，日夜打击日军，最终以简陋的武器制胜，抗日士气高涨。

    整个抗战期间，华南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发展至2.8万余人，民兵30.6万余人，对日、伪军作战共3000余次，总计歼敌2.2万余人，缴获枪(炮)6700支(门)。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经济生产保障持久抗战

    经济基础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华南民众通过生产运动和政权建设，在封锁中开辟出自给自足的敌后经济体系。

    减租减息与生产运动构成经济抗战的核心。1941年10月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颁布《暂行土地条例》，规定在租佃关系上实行“二五”减租，在债务关系上“分半减息”。1944年东江根据地在各县、区、乡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先后颁布文件，对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地权与佃权的政策进行精细规范。1945年珠江纵队政治部制定的《五桂山区减租减息条例》列出了减租减息的十条办法和五条细则，提高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并保障了广大农民切身的经济利益。

    各根据地成立生产建设总会，组织生产基金会，发行生产公债，建立生产消费合作社，开展自力更生运动，奖励生产，发展手工业。琼崖特委既兴办军用工业，组建军械修理厂、枪榴弹厂，也发展民用工业，建立造纸厂、印刷厂、牛皮厂、麻绳厂、榨油厂、竹签厂、炼盐厂等。东江根据地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兴修水利，改良耕作，发展手工业、盐业、渔业和合作事业，积极组织人民抗日团体和民兵组织投入生产建设。各根据地、游击区的武装部队也组织起来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妇女会组织缝补队为部队缝制军装，儿童团参与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形成军民一体的生产体系。

    在应对经济封锁中，民众智慧和创造力充分体现。面对日军物资禁运，东江根据地民众用土法制造炸药、子弹，将甘蔗渣制成纸张，从椰壳中提炼燃油。珠江三角洲渔民利用水网地形构建水上交通线，夜间驾船运送粮食药品，被称为“不沉的运输队”。1943年粮荒期间，东莞农妇将仅存口粮掺野菜制成团结饼送往前线。这些实践不仅保障了根据地的存续，更孕育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侨胞支援连接国际阵线

    通过发挥侨乡优势，华南敌后抗战得到了海外华侨与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形成了跨越国界的抗战支援网络。

    财力支援构成抗战的输血通道。1939年初，海外华侨经宋庆龄转交曾生部队的捐款一次达港币20万元，南洋惠侨救乡会将募捐资金的40%直接支援惠宝游击总队，琼崖华侨联合总会每月汇款6000元支援琼崖抗日武装。跨国抗战军团形成，其中参加东江游击队的华侨和港澳青年达1500多人。1939年成立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设7个分团，深入东江城乡开展宣传与救济，其中新加坡队、吉隆坡队95%以上的成员加入独立总队。港澳渔民组成的港九大队海上中队熟悉水道，擅长夜战，在营救文化人士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国际救援彰显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1941年香港沦陷后，民众协助游击队开展秘密大营救，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800余名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得到安全转移，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1944年，东江纵队营救美军飞行员8人，其情报站向美军太平洋舰队提供日军机场布防、舰队密码等，陈纳德将军称其对美军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成功有决定性贡献。华南敌后抗战融入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

    兵民是胜利之本

    华南敌后抗战的历史表明，兵民是胜利之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动员凝聚了全民力量，从军事上的全民皆兵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从跨国支援的侨乡优势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华南民众以多元实践诠释了“人民战争”的精髓。

    华南敌后抗战的历史启示在于：其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中国共产党通过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组织，将分散的民众力量转化为有组织的抗争。其二，爱国主义是凝聚共识的精神纽带。华侨捐资纾难、农民送子参军，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其三，创新斗争策略是以弱胜强的关键。华南民众利用河道交错等地形优势开展伏击战，依托密林构筑隐蔽据点，创造了游击战的南方范式。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基地研究员